新中国边界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在与周边邻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平等友好、互谅互让、和平协商解决边界争端的政策;70年代末,针对与周边邻国存在的海上边界和领土争端,中国政府又提出了以"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核心的解决海上边界争端的原则,从而使新中国边界政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新时期俄罗斯国家边界政策:继承与调整——基于2018年版《俄罗斯联邦国家边界政策原则》的分析

2018年4月25日,普京总统签署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边界政策原则》。在边界地区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俄罗斯政府处理边界问题能力提升的内外因素影响下,该文件是新时期俄罗斯国家边界政策的一次调整和升级。这种调整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继续高度重视边界问题的同时,制定出处理相关问题的指导性原则;重点突出边防设施建设,提高边防活动效率;制定执行边界政策时所需的资源保障机制;创设和发展边境地区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的新手段。

新中国边界政策:从陆地到海洋

新中国的边界政策是在解决与缅甸等周边邻国边界争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体现了和平协商、互谅互让与相互调整以及睦邻、安邻等特点。由于一些海上邻国对中国海洋领土主权的不时挑衅和侵犯,中国维护海洋领土主权及权益面临着巨大挑战,也使"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受到了质疑。不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政府要做的不是放弃这一政策,而是应采取积极有力措施强化其实施效力。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

在向创新性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虽然我国政府的创新政策强度不断加强,创新投入不断增加,但实际的创新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以模仿为基础的微创新仍然是主要创新形式,企业也还仍然未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为何我国的技术创新政策强度增加的情况下,创新发展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文章认为大致有如下三大原因:第一,我国政府创新政策边界未能依据经济转型的现实进行适应性转变;第二,现有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下,企业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实施目的存在着偏离;第三,政府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存在着激励不相容。具体的政策解决路径包括:推动创新政策边界动态变迁;对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纠偏;培育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激励相容环境。

国内贸易的壁垒因素与边界效应——自然分割和政策壁垒

本文通过引入适合于我国省份层面的国内贸易边界效应模型,利用1997、2002、2005和2006年的相关样本,具体考察了影响我国国内贸易的两个层面壁垒因素。在控制了距离等自然壁垒变量后,实证得出了我国样本期的边界效应值为16.78,且1997-2002年和2002-2005年两个期间平均的省份边界效应具有上升的趋势(其中后个时期上升趋势明显走弱,显示边界效应的收敛趋势),而2005年之后则具有下降趋势;结果认为地方产业结构雷同对区际贸易具有阻碍作用,财政分权下的政府保护偏好是导致贸易壁垒的重要因素,省份的对外贸易对区际贸易具有替代效应,而经济结构和政策壁垒的总体边界效应达3.90。

政策边界视角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模式的影响

在企业技术能力直接影响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今天,研究型合资企业(RJV)和R&D两种创新研发模式在发达国家得到迅速发展,政府也广泛使用补贴政策来促进企业组建RJV或进行R&D研发活动。将技术外溢率变量引入两阶段双寡头博弈模型,分析不同研发模式下政府补贴政策的有效性及补贴政策介入的界点,并结合新形势下我国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政策进行深入研究与判断。结果表明,能否实行政府补贴政策取决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率与RJV组建成本,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与建议。

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及边界检验研究

货币政策通过制造超预期通货膨胀对真实经济产生影响,但其政策效应具有条件依存性和不可持续性,其政策边界为自然失业率。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政策边界的清楚把握。然而,在充满摩擦的现实经济中自然失业率水平无法直接定量和观测。考察通胀和就业的协整关系可以有效地充当替代指标。通过考察二者协整关系可以有效测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过VAR建模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有助于确定实施宏观货币政策的时机。

自主创新的制度基础与政策边界

自主创新的政策效应不是取决于政策本身的设计,而是决定于政策背后的制度基础与市场条件。从自主创新政策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内生与外生安排的自主创新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我国自主创新政策效应的分析框架。进而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指出内生安排的自主创新政策效应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

大学自主视域下高等教育政策边界探析

高等教育政策边界模糊,导致大学管理主体责权范围界定不清、大学管理政策交叉重复且互相矛盾等问题。文章从大学自主理念出发,提出通过转变政府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能、塑造政府与大学的新型关系、充分发挥第三部门对高等教育政策边界的过渡带作用等举措,重新厘清和明确高等教育政策边界。

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边界分析

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核心在于政策性、金融性和优惠性,其决定的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只能给农业政策性金融在内核上界定清楚,即为农业提供基础性和开发性的贷款,而外延则十分模糊,其不断地与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及政府职能不断重合。随着农业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其外延也会不断地变化。

动态均衡下税率的乘数效应及税率调节的政策选择边界

税收具有国民经济的自动稳定器功能 ,既可以熨平经济周期 ,也可以起到收入的再分配功能 ;拉弗曲线表明适当的税收水平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 ;税率变化引致的税收乘数效应要大于非税收入乘数效应和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 ;同时 ,税率变化引致的税收乘数效应大小依赖于国内消费水平和国际贸易水平的较量 ;在一般动态均衡经济系统下 ,税率调节的政策边界由边际消费倾向、边际出口倾向、投资利率弹性、进口需求弹性。

超预期通胀与货币政策边界——基于微观厂商模型和经验证据

2012年以来,中国告别近20年11%左右的高速增长,开始沿着新的平衡增长路径,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依靠货币政策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消失。为了解释这一经济现实,文章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系统考察货币政策影响产出的作用机制。首先建立数理模型。通过观察微观厂商对于超预期通货膨胀的理性反应,从微观角度提供理论证据,证明货币政策通过制造超预期通胀对真实产出产生影响,解释为何这种影响具有条件依存性和不可持续性,其边界处在潜在产出和自然失业率水平。其次,建立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回归方程。通过分段检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超预期通货膨胀与实际产出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在各个时期的政策效果,为检验货币政策边界的存在性、评价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和预测货币政策未来走向提供经验证据。

我国货币政策边界的确认、应对与拓展

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是存在边界的,不可能在任何领域都有效,但也并非不能拓展新的领域。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梳理传统理论对于货币政策失效区域的讨论,找到货币政策的理论边界。其次,分析我国货币政策是否达到边界,找出主要影响因素和操作误区。最后,借鉴各国拓展政策边界的做法来做好政策储备,结合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提出拓展我国货币政策边界的政策建议。

政策边界及其明确

政策边界事关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各环节,是目前我国政策领域问题较多,亟待深入研究之处,也是我国政策学理论尚未涉及之处。笔者在此试图结合我国四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实践经验,对政策边界问题作一初步探究。 一、政策边界及类别 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依据一定的政策理论确定的对特定政策问题进行实际调控的手段。与政策理论相比,它具有直接现实性,即通过实施者的操作,直接对政策对象发生调控作用。政策的这一现实性要求政策在内容上具有明确的边界。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普惠效应及边界确认

本文从银行内部决策机制出发,建立银行两部门决策博弈的理论模型,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通过理论推导证明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具有普惠效应。在此基础上,利用江苏省小微企业贷款数据,构建统计模型进一步从实证角度检验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对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利率的引导效应,并从中确定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期限边界、目标边界和结构性效应边界。

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政策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能够同多数国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顺利解决边界问题,但同印度、苏联和越南曾一度兵戎相见。在解决与陆地邻国边界问题上,中国为何有宽和与强硬两种不同的政策选择?作者发现,邻国的边界政策属性对中国的政策选择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中国的政策选择是"强硬对扩张,宽和对现状",即如果邻国奉行扩张性边界政策,中国的态度趋于强硬。反之,如果邻国奉行维持现状的边界政策,则中国的政策选择则倾向于宽和。这种选择有利于维护边境的长治久安,符合中国长远利益。对该原则的揭示是对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理性回应。

中国生态补偿:概念、问题类型与政策路径选择

中国对建立系统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框架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但是目前在生态补偿理论探索和具体政策实践中还存在一些误区或盲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分析阐述了生态补偿的基本概念;澄清了生态补偿与其他一些环境政策及相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按照公共物品属性特征对生态补偿问题类型进行了系统划分和归类;分析了不同生态补偿问题类型下的政策边界。最后,提出了中国生态补偿的政策路径选择、政策设计和实施的总体思路。

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的主要表现、基本形式与改革建议

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是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对某一(几)个政策元素作了变动,致使职业教育政策没能完全遵从政策制定者意图的政策行为。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主要表现在政策目标、政策内容和政策过程的变通。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的基本形式主要有积极变通和消极变通两种形式。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增加了政策执行的风险,需要加以理性审视和积极应对。通过建立逐级完善的职业教育政策制定架构、在政策设计时预留政策积极变通执行空间、在制度设计时堵塞政策消极变通执行漏洞等方式,将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引入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正确轨道,保证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针对产业集群的公共政策选择

产业集群具有着多方面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密切相关,因此发展产业集群是政府建立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政府可以通过选择和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从各个方面影响、引导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实施公共政策时也要注意政策边界问题。

基于通勤交通流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边界效应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级城市群中边界最复杂的地区,其多种隔离、多重边界的格局是建设国际一流大湾区面临的核心挑战。边界的存在使得大湾区各城市最大化地保持了差异。准确评估这种差异性如何影响城市间的要素流动,用以制定针对性的发展策略,对促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基于通勤交通流建立大湾区城市边界效应的分析框架和计算模型,以深圳为起点城市,利用多元数据对边界效应进行计算。计算结果与大湾区的实际发展情况相符,解释了大湾区边界效应的规律和特征。在对边界效应影响程度定量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湾区城市之间成本边界、政策边界、地理边界三种边界效应的基本特征。大湾区应优化政策和资源投入,强化市场机制,降低政策边界障碍,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地理边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