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目标约束与边界污染治理

跨行政边界区域的环境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新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场域。本文以“十一五”中央将减排指标下放到省市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污染企业数据并汇总到区县,探讨环境分权体制下,中央将减排指标下放到省市对边界污染治理的影响,并重点探讨减排指标下放后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环境”双目标约束的边界效应。研究发现“:十一五”将减排指标下放后,省边界区县的COD污染排放企业数量、新进企业和污染排放规模显著增加,边界污染加剧;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会削弱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动机,有利于边界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后,环境目标约束会加强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动机,不利于边界污染的改善;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约束下,省域边界地区成为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键,给政府“策略性减排”提供了机会。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与非省边界区县相比,省边界区县污染企业进入门槛更低,地方政府通过降低边界地区环境规制力度策略性布局污染企业,以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双目标约束的强弱程度会对垂直监管的边界污染治理效果产生影响。本文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监管和治理体系及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环保监测监察执法机构扁平化改革与边界水污染

关于政府组织结构及其改革的现有研究大都聚焦于考察其经济职能,却未能分析其相关环保职能。作为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的环保职能对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污染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为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该研究借助中国推行的省以下环保垂直管理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结合2012—2019年水质和气象数据,识别了这种政府环保监测监察执法机构的扁平化改革与边界水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环保监测监察执法机构的扁平化改革能显著抑制边界水污染,但对非边界水质影响不显著。具体来说,改革后边界水体中溶解氧浓度提高约7%,化学需氧量浓度降低约2%,氨氮浓度降低约4%。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实该结论是稳健、可信的。进一步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和企业排污数据的检验表明,该改革抑制边界水污染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1)强化地方政府的边界污染治理意识,并使得边界处企业的污染排放量明显下降。(2)通过人事任命权改革破解地方政府官员和当地环保机构因利益输送而形成合谋,有效抑制了地方政府的策略性排污行为,从而改善边界环境质量。揭示出政府环保监测监察执法机构的扁平化改革更符合中国现阶段的污染特征和环境需求,政府应适度强化中央或较高级别政府的环境监测监察执法能力,并有效加强地方政府在行政边界处的治污激励和较高级别政府的监督效力,削弱地方政府在环境检测和监察事务中的决策权。该研究丰富了污染治理和政府职能组织结构设计的相关研究,并试图为缓解中国的边界污染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的边界污染治理——基于环保督查中心试点和微观企业排放的经验证据

从"中国之制"看"中国之治"。边界污染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探讨了中国情境下的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对边界污染的微观治理效果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设立跨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后,边界企业污染排放显著减少,说明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对边界污染有显著的治理效果。作用机制检验证实:在财政压力大的地区以及企业为"税收大户"时,环保督查中心的作用效果更明显,说明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在地区层面缓解了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边界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增加污染物处理等长效机制实现主动减排。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实行自上而下的环境垂直监管有助于解决边界污染问题。本文为中央垂直管理体制治理边界外部性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微观经验证据。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大气污染与边界层特征研究进展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气污染问题也接踵而来。尤其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大气污染问题愈加关注,新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也针对性地提出了许多更高的要求,因此继续深入开展大气污染成因和治理办法研究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通过回顾10多年来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大气污染和大气边界层研究方面的进展,分三个方面介绍了目前珠三角地区的污染现状、气溶胶污染特征和边界层特征的研究成果。初步归纳了珠三角能见度与灰霾日近50年来的变化特征和污染气象特征,同时还讨论了珠三角大气污染和边界层研究的未来趋势。

不同尺度大气系统对污染边界层的影响及其水平流场输送

大气边界层不仅受地面的影响,也受不同尺度大气系统的直接影响。根据在北京市沿南北方向分布的3台激光雷达阵和地面同步的粒子观测数据,选择一次重污染过程进行情景分析,研究不同尺度大气系统对该过程粒子边界层的影响,分析边界层内粒子浓度输送的动态变化。提出北京地区重污染形势的形成原因。对区域性大气污染边界层研究,将有助于对区域及城市污染形成机制的进一步认识。

昆明大板桥岩溶地下水系统污染边界及其防污性能研究

大板桥岩溶地下水系统是滇东断陷盆地区较典型的裸露—覆盖型岩溶地下水系统,文章中定义了岩溶地下水系统污染边界,进行了大板桥岩溶地下水系统分级,即大板桥裸露—覆盖型岩溶水一级系统及横山—龙泉寺裸露型子系统和大板桥—阿地村覆盖型子系统两个二级子系统,确定了大板桥岩溶地下水系统侧向边界、裸露区顶界、裸露型子系统与覆盖型子系统的边界及覆盖区顶界四种裸露—覆盖型岩溶地下水系统污染边界,并对边界防污性能进行了研究,认为裸露区顶界防污性能弱、裸露型子系统与覆盖型子系统的侧向边界防污性能较弱,覆盖区顶界防污性能强。

虚拟集聚能否促进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数字经济孵化出的产业组织新形态,虚拟集聚能否成为城市空间维度绿色发展的新引擎值得关注。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区位熵和地理距离外溢衰减指数测度虚拟集聚水平,并系统考察了虚拟集聚在城市层面的环境效应。研究表明:虚拟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和市场整合是其影响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虚拟集聚对东部、中部地区以及城市群中城市绿色发展的U型影响更加显著;此外,虚拟集聚有效降低了省界城市的环境污染,成为破除边界污染的突破口。因此,本文建议加快核心数字技术创新,着力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破除市场一体化壁垒;因地制宜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

嘉兴市水污染现状及防治对策探讨

嘉兴市地处太湖流域下游，水污染状况十分严重，必须采取预防和治理相结合的对策，集中治理截污排海和采用分散治污等多种措施来恢复河流自净能力，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

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推行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1年长江流域重点断面水环境质量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政策效应,并讨论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1)短期内“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可以显著降低长江流域COD和NH3-N含量,COD的改善程度优于NH3-N,水质有所提升,长期内“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的环境保护效应逐渐减弱,不具有可持续性;(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经济水平较高的中、下游地区政策效果优于经济水平较低的上游地区;(3)省际边界污染检验结果表明,“政区单元”河长制下,长江流域省界地区存在“以邻为壑”的行为,长期来看“政区单元”河长制并未明显改善整体水质。

石家庄冬季典型污染过程气溶胶激光雷达观测

基于2016年冬季石家庄市微脉冲气溶胶激光雷达观测资料,采用归一化梯度法和梯度法两种方法反演了大气污染边界层高度,并将结果与相同时段探空资料获得的边界层高度进行对比验证,同时选取典型个例对污染边界层高度的过程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探索了不同污染等级下污染边界层结构.结果表明,归一化、梯度法反演结果均与探空位温确定的边界层高度存在一致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62、0.55,均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检验,但归一化相对误差为19%,梯度法为34%,表明归一化梯度法优于梯度法且其反演结果是可靠的.空气质量优良日,归一化梯度法反演结果准确度降低,与位温确定边界层高度最大偏差约1000m;随着污染程度加重,反演结果与位温确定边界层高度差减小,污染期间,污染边界层高度总体低于1000m,污染最重时段降到400m左右.不同空气质量等级、不同高度气溶胶消光系数垂直递减率具有明显差异,污染天气400m高度垂直递减率最大,表明该层以下为较重污染聚积层,之后随高度升高消光系数明显减小,700m以上为清洁空气.

大气边界层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大气边界层的理论基础、确定方法、特征要素、影响因子、时空变化特征以及与大气污染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总结,得出以下结论:大气边界层的理论体系较为完备,但理论研究进展缓慢;廓线测量是确定大气边界层结构最常用的方法,雷达、数值模拟等方法仍需对比验证;大气边界层日变化、季节变化特征十分明显,海陆间边界层变化特征差异明显,戈壁、高原等地区的大气边界层特征较为特殊;大气边界层结构,尤其是风速风向、混合层高度对大气环境有明显的影响;大气污染对大气边界层的影响和区域大气边界层特征的研究较少,可作为今后的研究重点。

数字经济与边界地区污染治理

边界污染问题严重影响环境治理的整体效果,阻碍边界地区实现产业提档升级,一直以来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的监察式手段往往治标不治本,并未从根本上削弱边界污染的动机。本文采用2013—2019年边界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边界乡镇面积占比衡量城市边界属性的差异,考察了数字经济对边界地区污染的治理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破解边界地区污染治理难题具有显著效果,且主要通过打破市场分割和增强追踪监管能力的途径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正向溢出效应能够有效化解边界污染中的负外部性,本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通过经济联系对相邻地区的污染水平产生抑制效果,降低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负面激励。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区域协同水平较低和连片特困地区,数字经济对边界污染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表明,政府应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在边界污染治理中的作用,加强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以及跨区域经济联系,降低边界污染的驱动力,实现边界地区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2020年1月呼和浩特市重污染天气过程分析

利用呼和浩特市环境监测站发布的污染物数据、气象观测数据、3D激光雷达资料等对2020年1月呼和浩特市重污染天气过程进行分析,得出1月份大气严重污染的成因。结果表明:(1)1月份呼和浩特地区气象要素表现为地面风速小、相对湿度高、大气层结稳定,冷空气强度偏弱,更加促进大气污染物累积,并有利于颗粒物吸湿增长,致使空气质量恶化,强雾霾事件频发。(2)1月呼和浩特地区边界层平均高度430~550m。污染边界层高度持续偏低,造成了此次重污染天气的持续发生。(3)近地面物理量相关分析中,相对湿度与AQI的关系最为紧密,呈显著相关。(4)通过3D激光雷达的分析,得出造成1月份重污染天气的污染源以本地污染源为主,大气污染物以细粒子为主要成分。

论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关税

随着环保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环境关税来保护本国环境,且征收环境关税符合WTO相关规则。与征收环境税相比,环境关税是一种次优的选择;用环境关税解决跨边界污染问题关键是实施环境关税的国家是否为贸易大国。

环境规制引起了跨境河流污染的“边界效应”吗?——基于省级政府环境管制行为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6-2015年中国18条主要河流所流经城市环境监管力度和城市的匹配数据,分析了省级政府环境管制行为对边界污染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省级政府存在最优化分配环境管制资源的行为,由于省域内处在河流下游边界城市污染治理的负外部性,对其进行污染治理主要有利于其他省份,而省级政府环境管制资源是极其有限的,因此省级政府倾向于对下游边界城市分配较少的环境管制资源,导致下游边界城市的环境监管力度比省域内部低25%,部分解释了边界污染的原因。以上结论说明,边界污染是省级政府最优选择的结果。要治理边界污染,应从改变省级政府环境管制行为入手。

加拿大与美国关于酸雨的环境外交

加拿大与美国关于解决酸雨问题的谈判是加美外交的一个缩影 ,在世界环境外交中具有典型意义。它的过程艰难曲折。历时 15年之久 ,双方才达成双边治理协定。加拿大在治理酸雨污染方面所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与美国在环境外交上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酸雨问题之所以长时期成为加美外交关系的症结 ,是因为它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伦理概念和单纯的技术操作 。

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合作博弈分析

文章构建合作博弈模型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合作效用的分配问题和合作机制的形成。参与合作的各地方政府给联盟带来经济效用增量和环境效用损失,两者的差值是参与合作的各地方政府给联盟带来的净效用,根据此比例分配地方政府合作过程中获得的效用;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合作机制形成的充分条件是各地方政府参与合作带来的效用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效用;各地区要素的互补性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合作的必要条件。

财政压力加剧了边界空气污染吗——基于地级市微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将财政压力作为核心切入点,就其与边界污染及环境规制的内在联系给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并对空气污染的边界效应以及财政压力与边界空气污染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越靠近省域边界的地级市,空气污染情况越严重;财政压力越大,空气污染的边界效应就越显著。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财政压力对环境规制力度具有负向影响,存在较大财政压力的地区官员对边界污染的影响更大,故加大边界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提升区域内联防联控水平,对于遏制边界污染具有重要的决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