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武庙:边疆内地化的侧影

全面梳理云南武庙历代建修情况,重点考察建修主体、目的、选址及依托于武庙的社会活动,发现云南武庙与内地差异并不太大。云南武庙有社区组织性质,是官方与民间社会生活紧密衔接的公共空间,是内地社会组织与文化习俗向边疆移植的产物。它由武到文,从军事到社会生活的各层面深刻地影响着云南地区各族人民,是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交融的公共空间,是不同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妥协共生的空间,它展示的中央权力与文化统领程度成正比,也是边疆内地化的一个侧影,云南各地民族群众在集体参与的事件和经历中形成共同的家园感。

边疆内地化背景下的蒙汉民族贸易变迁(1368—1949)——以宁夏地区的蒙汉贸易为例

不同时期的蒙汉民族贸易表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其前后具有一定的继承性。随着宁夏地区的边疆内地化,明代以来宁夏地区的蒙汉民族贸易市场,逐渐融合到宁夏当地的市场体系中去。至清末,互市这一名称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其或融合到当地的城镇市场,或融合到当地乡村市场。

边疆内地化的渐进:清代察哈尔治理的发展历程

清代察哈尔治理经历了清前期、中期及晚清以降三个发展时期。清前期编设察哈尔八旗,加强对察哈尔的控制;设置口北三厅,形成二元治理模式。清中期,设立察哈尔都统,其职权不断扩大,至嘉道年间俨然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官。晚清以降,包括全面放垦在内的清末新政为察哈尔建省和内地化的完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清朝治理察哈尔的历史也是察哈尔边疆内地化的历史。

边疆内地化背景下地域经济整合与社会变迁——清代陕北长城内外的个案考察

明清时期,陕西布政司北界为长城一线,民国至解放初期形成今天格局。蜿蜒于长城以北的陕边延伸区域,清代本为陕蒙"禁留地",从禁留地到黑界地、伙盘地,以至陕绥划界,中间经历一系列的社会变迁。本文从人口、民族、经济结构入手,探讨边疆内地化过程中陕北沿边一系列的社会变动,指出:在北部农牧交错地带,社会的转型建立在民族人口、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生产方式转变的基础之上。本文也为鄂尔多斯南缘自然、人文环境变迁研究提供了社会与经济的背景分析。

生态边界、族群归类与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进程

“中国”含义的变迁导源于华夏边缘的推移。中国西南的华夷界限在秦并巴蜀后从“秦岭—巴山”南移至“横断山脉—大凉山—大娄山—武陵山区”一线。汉武帝两次开发西南夷后置诸多郡县,终未能从根本上推动此界限的继续移动。后世中原政权屡经更迭,夷夏之辨代有差异,但这一奠基于秦而定型于汉的西南华夷边界难以大规模向南、向西推进。原因有二:第一,自然生态造成的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形塑了内地人群与边疆人群的认同界限;第二,内地移民虽在秦汉时期已进入西南,但山寨与坝子相间分布的地形特征使移民及其文化呈现“点—线”结合的分布格局,在元代以前难以实现“面”上的内地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东亚地区不同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并铸牢的。

清前期鲁魁山地区的治策与“汉夷”关系

滇南鲁魁山地区由于其位于滇南交通扼要且环境复杂,明清之际成为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战略要地。清朝底定中原后为稳定全国局面、恢复发展对当地土司采取相对宽松的扶绥政策,同时也不断通过垦荒、开矿等措施鼓励中原人口向云南转移,然而鲁魁山地区土司的不断做大,劫掠客商、压榨土民,为祸一方,并最终成为阻碍清初滇南地区发展的主要力量。随后清廷经过对政策与当地实际情况的不断思考与总结,抓住当地“汉夷”、官民之间的矛盾施策,将该地区改土归流进而彻底纳入王朝掌控之中,但“汉夷”双方又在围绕盐、茶等生计而不断爆发出新的冲突,在王朝与地方的力量互动中,清廷通过镇压叛乱、遍施礼教等方式,完成当地“汉夷”格局的再平衡。

明清至民国时期文山地区学校教育发展的线性考察

由于地处偏远,历史上开发较晚,文山地区至明代始有传统学校教育的萌芽,至清代进入传统学校教育全面发展的时期。官学(府学、县学)、书院、义学等学校机构,至清代已经全部具备,和云南省靠内地区的教育发展实现了趋同,进一步说,至少在教育形态、教育管理、教学内容等方面,清代的文山已经和中原内地差距缩小,完成了教育内地化过程,实现了教育一体化。民国时期,文山紧跟内地发展步伐,完成了传统教育的转型,为新中国学校教育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清代东北方志纂修述论

从康熙十六年(1677)《铁岭县志》问世,到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清代东北地方志修成119种,其中亡佚11种,现存108种。在康熙年间编修《大清一统志》推动下,盛京地区修志事业兴起;乾隆年间成书的两部《钦定盛京通志》,由乾隆皇帝下旨敕修,于军机处方略馆中纂办,体现统治者对发祥重地编修通志的重视,是官方修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东北地区人口剧增,新设一批府厅州县,相应带来规模空前的修志热潮,既对旧有州县志进行了重修,新设州县也开始编修方志,其中乡土志数量尤多。清代东北方志的纂修历程,反映出清代东北边疆内地化的进程。

环境史视野下中国西南大旱成因刍论——基于云南本土研究者视角的思考

2009-2013年持续五年的西南大旱的原因备受关注。除官方认为的西南地理地形特殊、全球气候变化及水质污染、湿地退化、原始森林破坏等原因外,西南及东南亚雨林的大面积破坏萎缩、民族生存方式及文化传统的内地化、历史生态破坏后果持续性累积的长期效应影响、现当代政策及其经济利益驱动致使生物物种单一化、物种入侵等造成西南生态系统的变异和根本性破坏等因素,应当是导致、延长西南旱灾最致命、最根本的原因。西南旱灾的形成既与自然规律及自然界的异常变动相关,也与历史上的移民及随之而来的汉民族的生存、生活方式在民族地区的渗透扩张,以及明清王朝的经济、政治开发导致的生态破坏及其生态系统失衡引发的生态危机等密切相关,更是云南及东南亚地区热带雨林大面积毁灭引发的生态危机导致的结果,也是现当代西南乃至东南亚地区为了发展经济,赶走原始森林而种植橡胶、桉树及其他经济林木,导致区域植被种类单一、生态系统脆弱,也给入侵物种创造了机会,削弱了自然本身的协调抗灾能力。对旱灾区域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旱灾最严重的地区就是森林破坏及水土流失现象最严重的地区。因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加剧和水文地质环境的改变,才使当地涵养水源的生态能力减弱而演变为一场巨大的人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