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李安宅边疆思想探究

李安宅诸多的论著、文章中都闪烁着边疆研究的光芒,形成较为体系化的边疆思想。李安宅将“地形”与“文化”相融合,提炼出“边疆”概念。基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他提出破解边疆问题的对策,并形成三位一体的边疆工作模式,以促进边疆发展,推动边疆与内地走向互惠共赢。在时代背景、周边环境、求学经历、边疆实践的多重因素影响之下,李安宅的边疆思想呈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当今边疆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仍具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

论李安宅的边疆思想

李安宅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他在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藏学领域中研究成果丰硕,成绩丰富。在民国以来,特别是抗战开始之后,时人对于边疆的关注逐渐增多,而李安宅先生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其的许多著作中都阐述了他的边疆思想。其边疆思想具有“实地调查”的特点,注重于“直接经验”的获取,具有实用性。李安宅先生对我国边疆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研究李安宅先生的边疆思想,对于现在我国开展边疆民族教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时势与经世:民国时期马鹤天边疆思想的嬗变及其原因探析

马鹤天是民国时期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之一,对于边疆问题的认识随着时势发展不断深化。以全面抗战爆发为转折点,其思想从关注边疆之“疆”土以及致力于民族国家建构转为着眼于边疆之“边”况,提议联合周边弱小民族国家,以救中国危如累卵之国势。马鹤天思想的嬗递既是基于对现实的关怀,亦是边疆问题发展的自在逻辑使然,但秉要执本还在于其爱国情怀的体现与延续。

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

边《作为认知中国的一种重要知识性空间,对于理解历史与当下中国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具有重要意义。当下的中国叙述存在着一种'两难':一方面,存在着古代中国空间的区分性叙述,这主要表现为古代史叙述中的中原王朝与周边地方政权;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近代转型期的存在,形成了对于中国空间结构的古代与近现代认知框架,如何形成中原与地方、古代与近现代的整合性认知,是我们理解中国的关键所在。基于为中国历史空间中具有连续性与关联性的边疆区域构筑整体叙事框架的可能与尝试,'边《思想史'作为一种非区域层面的结构思想叙述,它不单单局限于对中央王朝对于边疆区域及其生活其上的诸族群的治理政策与思路的梳理与考察,而是建基于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原一边疆关系认知框架及其内部群体与政策互动关系的整体关系揭示,着重关注的是中央政权边疆政策在边疆区域内部的创造性转化与在地化实践,以及在这种转化与实践中所生成的内部关系逻辑及其网络。本文就'边疆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及其可能作出了初步的叙述尝试。

论中国边疆思想之“华夷之辨”观

在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不仅仅是一种民族观,而且也是一种边疆观。它影响着整个古代社会帝王对国家边陲的治理。可以说,“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边疆思想中的核心思想。

李安宅边疆思想要略

著名社会学家李安宅是我国近代边疆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长期致力于边疆史地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在许多著述里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其边疆思想。其边疆思想着眼于“实地研究,”寄托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文章认为李安宅的边疆思想与其学科背景、边疆研究经历及抗战建国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汉代“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前期践行与反思改良

汉武帝借助董仲舒公羊学的理论要义,完成了“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理论构建,为其军事征伐赋予合理性解释和正义色彩。不过,在其初步践行这一思想后,诸多现实问题纷至沓来,由此引发了守旧派的诸多质疑。对此,汉武帝深刻反思后,依然坚持“有为”理念,通过强化中央集权、推动边疆战略手段的多元化以及对羁縻思想的理论化、制度化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王者无外”边疆思想及其实践的完善和改良,提升了其理论性与可行性,使之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边疆思想理论成果。

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体系向以宏大有为著称,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理论框架以及建构范式,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也因此处处彰显着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概言之,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与董仲舒新儒学的结合以汉代政治哲学从“无为”向“有为”的嬗变为时代背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亦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汉武帝在理论层面的政治诉求,但在具体实现的路径选择上则与之发生了剧烈的理念冲突。最终,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以公羊学的大一统理想为理论外衣,其践行方式则选择了与董氏新儒学观念迥异的另一条道路。

“黄老无为”视野下汉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西汉初期,各政治集团的领土主权意识比之秦代均有了显著提升,这也成为边疆思想成熟化、体系化的理论基础。以刘邦为代表的汉初统治阶层面对错综复杂的边疆形势,就治边之策进行了积极探索,建构起庞大多元的边疆经略体系。汉初的边疆思想,以对疆土资源战略意义的清晰认知为前提,以"过秦"复古为主要特征,运用多元化的方法举措,在"黄老无为"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边疆区域的安宁和平,为西汉中期边疆思想的"有为"化转向提供了缓冲界域和强大动因。

“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秦汉时期边疆思想论略

“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是中国古代边疆思想的两端 ,并被历代王朝各有侧重地付诸实践。它们发源于先秦农业、游牧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对峙 ,秦汉正式形成并用于指导对外政策。秦皇汉武的征伐四边是落实“王者无外” ,但其造成的恶果被儒学思潮加以批判 ,东汉班固正式提出完整的“夷夏之防”理论。以往学术界多从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角度肯定前者 ,但今天从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来看 。

宋育仁的边疆思想

边疆危机是中国大多数王朝要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晚清以来,中国四面受敌,边疆危机较之以往尤为严峻。宋育仁高度关注边疆危机,他痛陈边疆危机,怒斥列强侵略,提出了解决边疆危机之策:密切联系,加强管理;主动出击,全国防御。他对边疆危机的关注和思考,反映了同时期进步爱国人士的共同心声,体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

陈虬边疆思想探析

晚清以来,尤其是19世纪70年后,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陈虬高度关注边疆危机,他痛陈列强威胁中国边疆安全的事实,理性分析中国边疆危机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自己治理边疆的方略。陈虬对边疆危机的高度关注与思考,反映了当时先进中国人的共同心声,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两汉边疆思想观的论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

本文认为,边疆观作为关于国家边疆基本意义和价值的认识、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疆思想论争中治边观取向的依据和支撑。大而划之,两汉边疆思想论争可分为“无用”之论和“国本”之论两类相互对立而又紧密联系的思想观念,论争呈现出前后承继而又各具时代特点的四个历史阶段。边疆思想的论争不仅对两汉的边疆经略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也渐进丰富、完善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边疆思想。由西汉初期至昭帝盐铁之论持续进行的大一统思想与边疆思想的相融,特别是论争双方在大一统思想基础上呈现的边疆思想的趋同,标志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

“极边”、“次边”与宋朝边疆思想探析

本文以"极边"、"次边"为切入点,对宋朝的边疆思想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极边"由外边(与域外接壤之州军)和内边(与域外非接壤之州军)组成,北方强调的是对外军事战略功能,体现的是政治边疆;南方强调的是对少数民族的控驭功能,体现的是族群边界即文化边疆。"次边"位于边疆层级结构的第二层,宋人常常将其与表示疆域最外围的词语(极边、沿边、缘边、并边等)连用,地理空间主要集中于北方。宋人对"极边"、"次边"的使用说明边疆思想在宋朝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边疆(界)意识凸显、边疆空间的扩展以及对边疆认识的细化。

汉武帝时期“王者无外”边疆思想重构的动因与路径

汉初以降,汉代“黄老无为”边疆思想的弊端日益显现,无论基于现实抑或理论视野,探索和建构新的“有为”边疆理念均成为一种时代需求。经汉初以来的发展与积淀,边疆思想嬗变的时机成熟于汉武帝执政时期,汉武帝和董仲舒成为推动嬗变最终完成的两个关键性人物。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理论为汉武帝重构“王者无外”边疆思想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引领和理论框架,长期存在的夷夏互化等一系列现实及理论困惑因此迎刃而解。汉武帝审时度势,圣心独断,以新儒学的积极态势来建构汉代边疆思想体系,强化集权,外事四夷,从而开启了西汉中期的边疆“大有为”时代。

从一般思想史到边疆思想史——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论纲

自从中国思想史成为古代思维样态的近代接续与现代阐释形态以来,其本身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在连续性发展中的主体框架,进而在思想与文明比较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族国家时代的整体国家气质与认同。中国思想史的这种基本特质构成了我们认知层面的一般类型,并经历了一个近代转型的过程。如何在当今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国家结构中去理解"天下"的生成逻辑,如何认知整个古代中国的陆—海秩序及其内部的陆缘关系结构,进而更为全面地理解"域内"的空间及其互动关系,最终从结构动力角度真正理解中国疆域与群体的"统一环",就成为我们如今寻找关于中国的新的整体性叙述的关键所在。通过理解以边疆为对象的外围关系格局,并进而阐释其与内部核心区域的结构性链接,这种边疆思想史框架将能够超越我们既有的对于边疆的区块化认知,从而形成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的中国内部区域互动框架与动力机制。

何以为边:边疆思想史的语境、议题与实践路径

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边疆地区具有历史与现实层面的重要意义。如何思考和认识边疆在思想史中的重要性,如何揭示边疆在中国叙述中的关键意义,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文章从作为思想史空间的边疆议题出发,对边疆思想史的语境、议题以及实践路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并进一步指出,通过揭示边疆区域的内在逻辑以及这种逻辑的外部表现形式,经由对“边疆性”及其与整体之关联的理解,形成边疆思想史的认知框架,最终将为中国议题与中国叙述本身提供可能的解释性方向与尝试。

论严尤的民族观与边疆思想

严尤的民族观与边疆思想是中国古代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代表性思想之一,系统总结了先秦至西汉时期处理农耕与游牧族群之间关系的得失问题,提出"无上策""五难""尉安貉人"等认识。严尤的民族观与边疆思想有助于王莽新朝的稳定与发展,但从历代边疆经略的角度看又有很大的局限性。正因如此,后世朝臣、史家对严尤之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经历了从认可推崇到否定批判的过程,而一些帝王则从实践层面不断尝试突破。后世对严尤之论的争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思想的演变过程,即从"夷夏之防"到"华夷一体"。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前史:顾颉刚西北考察的边疆思想史价值

在抗战期间,顾颉刚曾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重要命题,引发当时全社会的广泛讨论,对此,学术界已经有过诸多的讨论。但是,理解他这一论述及其后续围绕这一议题相关讨论的"前史",进而认知顾颉刚在中国及其边疆认知层面的阶段性特质,将不仅能够揭示一种更为全面而真实的边疆思想史个案,而且能够使我们更为"在地化"地去理解抗战期间西北社会内部的知识与思想逻辑,理解"共同体"结构在西北的生成与发展,从而对后来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更为全面的知识史认知。本文从边疆思想史的角度对顾颉刚1937年4月至1938年11月的西北考察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与阐释,力图从中揭示顾颉刚从"地域共同体"到"边疆共同体"再到"人的共同体"认知的阶段性变化过程及其理论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