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观“边疆性”:边疆的三重镜像及其理论意义

如何认识边疆是边疆研究的基础问题。在理解何为边疆的过程中,学者们关注到“边疆性”议题并从不同维度展开讨论,呈现出空间异质性、时间现代性与结构策略性3种不同取向,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论延展性的命题。对“边疆性”的不同阐述实际上构造了理解边疆的三重镜像,提供了深入认识边疆的概念工具,这不仅有效地推进了边疆的概念化、理论化与学科化,而且还可以深化对边疆地位与未来发展的认识,并有助于审慎地考察边疆治理政策的取向以提升治理成效。

以现代性为锚:边疆性概念的得与失--云南瑞丽某抵边村的民族志考察

历经“三次研究高潮”的中国边疆学产生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研究成果,但共享了一个基础语境,即“以现代性为锚”,可视为对现代性的自发性、自觉性或自反性的回应。现代性概念的牵引下,一方面,中国边疆研究和治理确立了议题、内容甚至目标;但另一方面,中国边疆的复杂性也被部分忽视和遮蔽。聚焦于“边疆性”概念的理论研究并结合民族志案例对边疆治理实践的考察,不仅可以简明勾勒出现代性对中国边疆研究和治理的具体锚定,即“国家性”和“一致性”;也能反过来揭示现代性所造成的遮蔽,即“地方性”和“异质性”。由此在深化对中国边疆的复杂主体与复杂体系认知的同时,促成“以边疆性为锚”对现代性内涵的反思。

新国家中的旧边疆:中亚南部边缘绿洲奥什的层累边疆性与边境诸事件探析

1991年以来,中亚南部边缘绿洲奥什地区诸多冲突事件与该地带在中亚地区的社会—地理历史结构的位置移动、空间压缩和时间性堆叠颇多关系。层累的边疆性不仅可以作为解释当代中亚国家建构进程中边界与族群冲突问题的深层结构,而且也是亚欧大陆地区国家转型中的一般现象。对此种边疆性的考察有助于推动中国边疆研究与域外研究学术议题的整合,以及对不同类型区域社会体系展开比较研究。

国家感与边疆性:中亚国家间的边界问题及其观念折射

中亚国家间的边界问题是中亚国家间关系的难点和重要内容。这一问题既存在历史传统的影响,又打上了苏联时期行政划界的深刻烙印,在苏联解体、中亚各国独立之后,又成为各国民族国家建构中作为内部动员要素的彼此互不相让的内容,费尔干纳盆地区域尤其成为各国边界争议的关键区域。基于中亚国家间边界问题的历时性探究,分析这一现象背后所展现的内在逻辑,以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亚各国在处理边界问题上的一些新进展,对中亚各国在国家建构与历史疆域认知方面呈现出的国家感与边疆性进行尝试性分析。

民族性与边疆性:新疆城市发展的特点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与多文化的汇聚地,其对清代及民国时期新疆城市的空间布局和建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内地汉文化和新疆多民族文化在新疆城市建设过程中相互作用,形成了新的特色,即双城结构,甚至多城结构。清代民国时期新疆的多个民族和多元文化对城市居民的生活习俗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中叶以后新疆城市民族构成及文化多元进一步发展,在城市建设、宗教、民俗等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疆的边疆性特征,使得其在军事上和边贸上的功能突出。清前中期新疆建立大批军事城市,至清末民国时期,这些城市的军事功能仍然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中期以后一批兵团城市和军垦城镇出现,并得到较大的发展,"屯垦戍边"向"建城戍边"转型。

边疆性与民族性的整合:20世纪上半叶西南调查研究的反思

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西南调查,学界局限于民族史或边疆史学科的单维度研究,使人们很难得到关于西南调查完整、系统的认识。通过对西南调查现有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深入边疆史和民族史针对西南调查问题不同论述的内部,试图从"西南"的主体视角分析边疆史和民族史单一研究路径的视野局限,进而提出"边疆性"与"民族性"整合在全面、系统把握西南调查问题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以期为西南调查研究提供新的可能与方向。

以文化之名: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中国式边疆”现代化的思考

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边疆”的界定除了基于政治与地理意义外,更多考察其“文化”元素,普遍认为如不从“文化”着眼,无法道尽“边疆的涵义”。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边疆”,形成了“中国边疆”独特的“边疆性”,由此中国边政内涵也极为丰富。“边疆性”之形成,既然主要来自“文化”因素,那么边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消除“边疆性”,让其失去“文化上的意义”。所谓“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消除“边疆性”并非抹杀文化,而是通过发展经济和增进认同,按李安宅的观点,就是要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区域分工”,也就是要实现边疆现代化及其与内地的一体化。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探讨——以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解析为例

李安宅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边疆性"概念,并且认为经过一系列的边疆社会工作,可以使"边疆性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这个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创新,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探究意义。对于李安宅的"边疆性"与如何消解"边疆性"的命题,曾经在中国大陆学界引起过一定的关注,但随之未能引起广泛的讨论。对所谓的"边疆性"进行解构,应当对应地看到现代性即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及其观念所导致持续进步的社会体验,而缺乏这种依靠科技而持续进步的地区则呈现出"边疆性"来,民国时期的所谓边疆在相对意义上是落后地区的代称;只有进行对比的双解构,才能得出何谓"边疆性",何谓"边疆性"逐渐消失的结论来。今天探究"边疆性"这个概念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那个时代中国学人对边疆研究关注的缘由,有利于我们今天边疆学原理研究的进行,有利于现今中国新边疆观研究得其学理构成的启发。"边疆性"的内涵还未被学界充分认识,这个命题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三探——以李安宅的“边疆性”衍生研究为例

学界对中国边疆研究之中的“边疆性”一词有所关注,这个有着学理性和实践价值的概念,应该被看作李安宅学术思想中蕴含着的现代化的命题在边疆地区的一种“猜想或假说”。1949年之后的七十多年时间里,国家为推进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制定和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形成了一套制度性的总体供给模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从历时性角度解析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以及“边疆性消失”的观点,有助于在新文科视角下通过逻辑推导二者的关系,深入理解边疆研究领域内现代化建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并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认识各兄弟民族“共同富裕”之路的深远意义。

试论边疆的“二重属性”

“边疆属性”是边疆的本质规定性,依据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又在边疆中处于对立统一关系,并因国家形态和边疆本身形态而出现强弱演化趋势。“边疆属性”与“边疆性”是有重要区别的,“边疆属性”是指边疆的本质,而“边疆性”则是边疆的特征。边疆的“二重属性”为我们理解“边疆实在论”奠定了基础。从边疆的“二重属性”自然可以推导出“边疆实在论”。将一般边疆的属性与“中国边疆”的属性区别开来,不能用“中国边疆”的概念去简单地替代一般意义上的“边疆”概念,更不能用历史上的“中国边疆”概念去概括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属性”。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再探——以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拓展研究为例

李安宅先生早年提出的“边疆性”问题,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当今的边疆研究中是可以进行拓展研究的。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历史地看是有其自身学理依据的,不仅在于其在社会学上的指向,也在于其横跨了多种学科研究的底蕴。面对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有学者从战略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进行了诠释,认为边疆性是清朝中国的一种统治状态下的战略,这种研究思路进而又扩大到对中亚国家的边疆问题分析上,但都未对“边疆性”下过定义。文章通过解析已有研究成果,尝试对“边疆性”概念下了定义,试图对具有普遍性边疆性质给予内涵到外延的厘定。

中国陆地边疆的价值性、基础性及基本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边疆制度、实施边疆治理的国家。自有国家文明肇始,日渐形成中原华夏和边缘四夷的天下观。“天下”“五服”是奠立先秦边疆观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从传统帝王的“家天下”,逐渐走向民主共和以及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在中国从王朝国家转变为主权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陆地边疆也相应地经历了历史嬗变过程。“天下”表达盈缩的思想观念,对中国陆地疆域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影响,需要对王朝国家“天下”与“中国”的价值理念进行合理的解读。“疆域”与“边疆”是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陆地边疆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基础性的边疆,近代中原王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边疆特色和显著的历史特点。清王朝统一历史疆域版图代表着中国领土的基本范围,主权国家边疆具有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的本质特征。人们可以透过主权国家边疆的本质特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主权国家边疆所独有的特殊差异和内在规定性。边疆治理是巩固国家政治利益、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全球化进程中的软性边疆研究

软性边疆产生并凸显于全球化快速推进进程中。在全球化进程中,硬性边疆的充分发展、科技革命的影响、全球公共问题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以及争霸全球化的推动等5方面因素催生了软性边疆,使得战略边疆、利益边疆、信息边疆、文化边疆、经济边疆等软性边疆纷纷出现。产生于全球化快速推进进程中的软性边疆反过来又产生了全球性影响,推动软硬结合的复合型边疆观念的形成,导致国家利益观发生深刻变化,倒逼主权国家安全观念的升级,对国家主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得国家之间的边疆争夺更为复杂多变。

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作者倡导扭转从中原看边疆的思维取向,主张从边疆发现历史,并对游牧社会不同于农耕社会的深层结构进行分析,认为游牧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都极不稳定,其大起大落的关键原因在于牲畜繁衍与粮食作物生产机制存在着本质差异。这种生产机制的差异导致游牧和农耕两种社会类型不同的时空观念乃至法律结构。作者还从空间入手开展思考,对中国历史疆域法律地位加以探讨,强调疆域法律问题的研究最终目的在于阐明疆域的法律特性和法律地位。疆域法律地位的研究不同于边界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疆域"的概念也不同于"中国历史疆域"的概念。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的"标准论"和"结果论"两种观点,只要厘清各自的操作概念和分歧点,就不会为此产生不必要的争论。

边疆与民族之间:近代边疆社会转型中民族商人政治参与的地方性轨迹——以滇西北为例

文章以滇西北地区白、纳西、藏、回等民族商人在近代西南边疆社会转型重构过程中的活动为研究主线,对近代民族商人参与地方政治生活的演进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提炼。民族商人群体作为近代边疆社会重构过程中的重要参与群体,无论是以抗争求存还是以商谋权为表征,在地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过程中,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转型都产生了特殊的冲击和影响,充分折射出他们身上具有边疆性与民族性融合交错的时代风貌。

何以为边:边疆思想史的语境、议题与实践路径

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边疆地区具有历史与现实层面的重要意义。如何思考和认识边疆在思想史中的重要性,如何揭示边疆在中国叙述中的关键意义,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文章从作为思想史空间的边疆议题出发,对边疆思想史的语境、议题以及实践路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并进一步指出,通过揭示边疆区域的内在逻辑以及这种逻辑的外部表现形式,经由对“边疆性”及其与整体之关联的理解,形成边疆思想史的认知框架,最终将为中国议题与中国叙述本身提供可能的解释性方向与尝试。

历史刍览与现实侧观:中亚维吾尔人追叙

现今散居中亚各国的维吾尔人是不同历史阶段由我国新疆迁移到当时俄属安置地和苏联中亚地区的移民及其后裔,从迁移类型来看,可分为被强迫性移民、劳务性移民和团聚性移民,反映出维吾尔人系中亚国家非原生性民族,而是迁徙型族群。考察中亚维吾尔人的人口规模、分布格局和身份认同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这一群体与所在国的社会关系、互动影响,及其维持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关联因素。

深化保山市情认识 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立足市情、认识市情、把握市情,是一个地方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正确的发展思路、适宜的发展目标和有效的发展对策的重要前提。云南省保山市集边疆、欠发达、山多坝少、民族杂居于一体,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谋划发展、思考未来、干好工作。结合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省情的定位,从地理因素、历史因素、文化因素等市情分析角度看,现阶段的保山市情主要呈现出边疆性、前沿性、开拓性三个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