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长期以来,由于受自然、历史等条件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以及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都存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等突出问题。相较发达地区而言,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的状况下,边疆民族地区理应循着历史、理论和实践的内在逻辑,探索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生产力跃迁之路,加快形成区域新质生产力。边疆民族地区应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统筹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和口岸经济,构建具有边疆民族地区优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增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要素保障、创新动能与开放活力,推动旧质生产力向数智生产力进行质态演进,进而实现数智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结构跃迁。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问题与思考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疆,是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形态共生带,体育旅游资源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多样性和群体性。其基本特性与体育旅游的“具身性”本质相吻合,富有旅游开发价值。但是,在实际开发中仍存在整体开发不够充分、与已成形资源匹配不佳、产品缺乏文化内涵和市场引导不足等问题。需要立足边疆民族体育文化特性进行深度开发,不断提升边疆民族体育旅游产品文化附加值,形成具有持久生命力、竞争力的体育旅游品牌。

边疆民族地区输入型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制度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是非传统安全风险的组成部分,一定情况下会威胁到国家总体安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多处于边境地带,既是境外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向国内输入的脆弱性空间,又是防范化解境外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安全屏障。那么,如何有效治理边疆民族地区输入型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从输入型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生成缘由、影响因素、发展态势等方面分析,边疆民族地区输入型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需遵循出入境制度、婚育制度、就业制度、反走私制度、公共卫生安全制度与社会公共安全制度。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在审视各项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建设协同、制度运行协同、制度保障协同构建边疆民族地区输入型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制度协同治理机制,为边疆民族地区输入型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提供可行方案。

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安全的认知演进与治道变革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是国家政权、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免受威胁、侵犯、颠覆、破坏的客观状态。在国家疆域内不同地理空间中,政治安全的影响因素以及相应的治理之道差异悬殊。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安全因其地理区位、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的特殊性与敏感性,成为一个特殊且复杂的治理场域。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安全问题的认知演进及治道变革,政治安全在问题定位、主导价值、安全属性方面认知伴随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其治理之道从“存异”走向“求同”。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安全治理应凸显“人民中心”价值取向,强化边疆民族地区各族民众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进而构筑起维护政治安全的坚实屏障。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文章构建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Dagum基尼系数测度2012—2021年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和五个子系统区域差异,并引入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各变量对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时空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其中东北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最大,西北与西南地区的区域间差异最大;五个子系统的区域差异的波动性较大,主要来源于超变密度差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支持水平、财政支出水平、产业升级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是边疆民族地区及各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共同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创新: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实际,构建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总体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对其区域差异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做深入分析,以期为促进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意识形态安全视角下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风险与优化路径

从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限于民族领域,而是关涉现代国家建构的主流价值观,是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成为巩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稳定的关键环节之一。当前,在意识形态安全视角下,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然面临一定的现实风险,表征为境外民族分裂意识形态干扰压力相对较大、多元民族文化与一些社会思潮演化相交织、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认知程度仍需强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机制的创新性存在不足等方面。对此,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化路径在于,以中华文化的国际交流机制建设来提升对外意识形态斗争能力,以共享的中华民族形象和中华文化符号建设整合多元文化思潮,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引领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认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建设实现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创新。最终,在边疆民族地区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更好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边疆民族地区民办社会工作机构承认历程探究——基于保山市S机构的个案分析

以霍耐特承认理论为指导,采取典型案例研究方法,对边疆民族地区——保山市的S机构承认历程进行探究。结合多元承认主体、双重承认维度和生命周期历程,将S机构获取承认之路构建为承认过程的生命周期模型。在S机构的初创期、成长期和稳定期,自我承认、政府承认和社会承认显现出不同特征,助推S机构的发展。S机构也遭遇一定程度的蔑视和挑战。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机构需认识到承认获取的螺旋过程,在现实境遇中力争突破。

从“流量”到“力量”:数字赋能边疆民族地区文旅振兴研究——基于50位文旅局长“变装”代言视频的扎根分析

丰富的文旅资源是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优势。随着文旅行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科技与文旅融合发展成为新的行业趋势,为边疆民族地区文旅振兴提供新的发展机遇。近年来,文旅局长“变装”代言成为边疆民族地区文旅振兴网络推广的新路径,通过对50位边疆民族地区文旅局长的“变装”代言视频及网民对视频的评论进行扎根分析后发现,边疆民族地区文旅局长“变装”视频的流量密码在于政府部门的网络宣传的发力点与网民关注点的契合,为边疆民族地区文旅振兴赋能,但也存在网络影响难预料、线下市场难带动、社会效益难凸显等问题。要真正将线上视频“流量”转化为线下文旅振兴“力量”,还需要着重推进从线上宣传到线下服务的重心转变,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规范线上市场监管,凸显社会政治效益。

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网络舆情基本特征及其引导——基于Y校313名学生的问卷调查

新兴自媒体和社交软件的推广普及不断影响着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交际方式和思维方式。诸多自媒体网络平台也逐渐成为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及时掌握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网络舆情的特点,以科学合理的舆情引导策略,凝聚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互嵌共融,正成为高校舆情治理的一项主要内容。本文基于对313份调查问卷的整理与分析,归纳Y校学生网络舆情的现实状况、基本特征及主要类型,探讨引导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网络舆情工作积极向好开展,健全完善符合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的网络舆情引导管理模式。通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导,积极营造理性、健康、和谐、互嵌共生的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网络舆情环境。

数字技术赋能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建设现代化研究

数字技术赋能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建设现代化是防范规模性返贫风险的重要手段,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抓手,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环节。赋能中存在何种困境、如何实现赋能成功是现阶段亟需解决的。研究发现,赋能过程中主要存在环境、主体、价值、动力等四大维度的现实困境。应从构建心态秩序、培育行动主体数字素养、促进现代性与乡土性承接融合、推动新内生式发展模式等思考发展进路,以实现数字技术赋能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建设现代化。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在长治久安愿景下,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情况关乎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面临着复杂的国内环境、严峻的国际形势,因此以法治化路径建构基层治理体系愈发重要。鉴于此,须从法治的价值导向出发,保障以人民为中心、公平正义、和谐有序、改革创新的理念在边疆民族地区进一步迸发和贯彻。对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有了正确认知后,要进一步消解与规整。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发展的实践路径可能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落实执行权责,加强司法联动,创新文化普法,以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之治”。

“文化强国”战略下广西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广西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其文化安全工作最突出的问题体现在滞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多民族地区存在多样的传统习俗和信仰,在信息时代受到发达经济形态下催生的外来思潮重重侵袭,大大增加了监管难度。新时代广西力图抓住“一带一路”契机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其地缘政治的特殊性和民族分布的广泛性决定了其文化安全工作的特殊性和必要性。文章以问题为导向,分别从机遇角度和策略角度思考,探索广西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应对策略。

边疆民族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着力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这就要求在边疆民族地区必须认真开展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当下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以及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都深刻影响并决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的出发点与切入点。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的探讨,不仅有利于揭示边疆民族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同时亦有助于从边疆民族地区的宏观视阈出发,分析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的着力点与落脚点。

“一带一路”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路径探析

文章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深入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机遇和困境,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在多重政策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和科技革命产业转型的影响下,迎来了发展机遇。但通过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发现其存在区域贸易竞争加剧和人力队伍建设水平不高的问题。基于此,需要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经济发展政策体系、促进人才队伍建设等措施来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边疆民族地区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赜

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引导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时代价值主要表现在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提供人才支撑,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开展“五个认同”教育和推进“中国梦”教育。新时代新征程,边疆民族地区高校要科学运用好课堂教学、实践养成、环境渗透和网络宣教等实践路径,努力构建课内课外、线上线下、校内校外彼此交叉、协同联动的育人系统。

边疆民族地区“大中小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系建构与实践反思

在大中小思政课程“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大中小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系,这已经是一个急需解决的时代命题,但当前关注重点更多的是在高校的相关教育方面,对基础教育阶段的研究不多,尤其涉及“大中小一体化”的相关教育体系构建研究更加匮乏。“大中小”教育体系是个有机衔接的整体,而基础教育的发展是推动教育强国的关键,也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基础,边疆民族地区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系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因此,本研究从对概念、理论上梳理的理论逻辑、为体系提供导向的国家治理逻辑以及现实需求的实践逻辑等体系建构逻辑出发,回应边疆民族地区相关教育体系“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之问,并在理论逻辑和政策逻辑框架下进行反思,为构建“大中小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系提供参考。

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与广西实践

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乡村振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基础,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乡村振兴工作各领域、全过程,为乡村全面振兴凝聚思想共识、注入发展动力。深入分析广西在乡村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教育质量提升、文化交流融合、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的具体实践,提出乡村振兴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为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习近平关于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阐明了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根本目标、根本遵循、价值追求、主题主线和重点任务,回答了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为什么要加强党的建设、怎样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习近平关于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涵盖了保证论、目标论、战略论、价值论、主线论、固本强基论、关键论、保障论等重要范畴,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及路径优化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存在缺乏供给弹性、缺乏资金投入、缺乏人才支撑等现实困境,需要广泛调研群众需求,提高供需匹配;调整财政投入结构,提高资金效能;充分挖掘人才资源,提高服务水平,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品质发展、均衡发展、开放发展、融合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边疆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研究

边疆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边疆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还存在民众规范性认识不足、法治文化建设队伍专业性不强、特色性不够、创新性不足、主动性不高等问题。为此,需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提升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主体素质,因地制宜丰富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内容,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法治文化建设载体之间的链接,运用先进的现代化文化传播媒介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