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要素-情境”框架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及其优化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因“边疆”“民族”“社会”三重因素叠加,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复杂性和敏感性等突出特征。新时代的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镶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形成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具体实践,决定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追求和未来方向。国家在场通过党的执政权威“在场”、政府治理行动“到场”和边疆各族民众的政治认同,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前提。要素互动通过主体互动表达、客体交互衍化和多要素互嵌,揭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过程机理。情境调适通过内外环境与地缘情境的统筹应对,多元力量与内生条件的整合,多重动态情境的生成利用以及固有静态情境的激活改造,生成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优化策略。三者共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从“自洽”生成走向“互洽”发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国家治理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要素、目标与机制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本质上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系统型地方治理,其特殊性表征为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复合性、特定的民族事务治理与一般性地方事务治理的交叉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融汇性。由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特殊性、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政府职责配置等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各种原因,使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存在着显著的国家治理要素,包括治理理念层面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性知识相互融入,治理结构层面中央权责配置与地方权责配置相互协调,治理过程层面中央决策领导与地方执行实施相互结合。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需兼顾地方性治理目标和国家性治理目标的“五维双层结构式”目标,涵括政治维度上维护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社会维度上深化民族和谐与社会整合、经济维度上推动兴边富民与区域协调、文化维度上实现文化交融与文化自信、生态维度上建设生态屏障与美丽中国。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应通过完善分工协同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资源分配机制和纠偏监督机制,不断协调优化国家治理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系,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走向现代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经验智慧

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需要从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治理能力等方面全面发力。以法律人类学视角观之,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坚持慎重稳进原则,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综合采用多种制度形态,充分调动社会行动者形成治理合力,因时因事因地制宜采取行动举措,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能。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刍论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文章从五个方面对这一重要问题加以研究:一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概念界定;二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意义;三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历史回顾与启示;四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五是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对策探讨。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蒙藏委员会的一般职责述略

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沿袭了北洋政府蒙藏院的职权,负责管理边疆民族地区中的少数民族事务,其日常工作职责有:呈请任命盟旗行政长官、掣签活佛及对活佛的登记备案、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翻译国民党宣传品、文化审查、调查蒙藏地方情况、管理其他少数民族事务、赈灾救济蒙藏民众、保送蒙藏学生等。这些具体工作反映了国民政府初期蒙藏委员会的工作性质和状态。

清代前期黑龙江布特哈贡貂群体演变考析

清代,在西起额尔古纳河东至结雅河,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嫩江流域这一毗邻俄罗斯的辽阔边疆地区,聚居着一个专门向清政府缴纳貂皮贡的少数民族群体——布特哈贡貂群体。从清政权建立到康雍两朝的清代前期,在布特哈贡貂群体形成过程中,先后有属于索伦部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人,喀尔喀蒙古所属巴尔虎人,以及厄鲁特蒙古所属特楞古特、克尔萨喀勒、塔贲、乌梁海人被纳入其中。但至1732年布特哈八旗编设,喀尔喀蒙古属民巴尔虎人以及厄鲁特蒙古所属特楞古特、克尔萨喀勒、塔贲、乌梁海人最终又被编入驻防八旗,成为清政府的建制之兵。只有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人始终是布特哈牲丁的主体。清代前期布特哈贡貂群体的演变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北部边疆少数民族治理措施的探索,也奠定了有清一代管理黑龙江毗俄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