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意蕴、内涵与路径

推进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疆稳定、发展以及强盛边疆方面具有多重意蕴;梳理“边疆治理”“中国边疆治理体系”“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核心概念,是在理论上建立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上,未来边疆治理应着力实现“五力并举、富边强边”的伟大目标,全面推进边疆经济治理现代化“推动力”建设、政治治理现代化“支撑力”建设、文化治理现代化“内驱力”建设、社会治理现代化“内聚力”建设和生态治理现代化“绿色力”建设。

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逻辑意蕴、价值维度与实践向度

当前我国边疆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边疆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发展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认同问题、安全问题等压力而产生的诸多治理赤字,使边疆难以实现与内地同频同步发展。基于边疆特殊性及其社会特点,助推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加强党建引领、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等条件的构筑。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独特的结构与过程特征,需要坚持科学、民主与法治的价值目标,作出“外向型”“区域型”“发展型”的价值选择。在实践中,边疆治理需要在制度层面实现由“人格化”转向“法治化”,在结构层面由“一元主体”转向“多元主体参与”,在方式层面由“文书”转向“信息”等向度的革新,进而推进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使之契合科学化、协同化与法治化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云南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云南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密切互动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各个历史时期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推进云南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而云南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也丰富了党的民族政策。民族政策为云南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上与云南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互动发展。云南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民族政策的不完善性和滞后性,迫切要求二者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为根本方向,健全完善民族政策,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推动云南边疆治理现代化。

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规制稳边研究

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其特定的价值内涵和衡量标准,置于这一视域下的规制稳边,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总目标及总要求下,以国家政权的强制力为后盾,强调法律、制度、权力等规制手段的直接运用,并在法律规制主导下适当开发和利用组织纪律及民间习惯等规制力量,针对特定的边疆治理客体开展规制治理,为边疆地区"五位一体"发展提供必要动力,营造良好环境,强力保障国家法制统一和边疆社会安定和谐。边疆社会问题及矛盾的综合性、复杂性、突出性、敏感性,决定了规制稳边是边疆治理的最佳选择和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按照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加以建构的规制稳边方式,必然具有崇尚法治理念、追求边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重视秩序最优化及维护边疆地区政治与社会稳定等系列要求。法律规制是规制稳边的核心手段,行政规制是配合法律规则稳边的主要手段,组织纪律规制是法律规制稳边的辅助手段,乡规民约是法律规制稳边的补充手段。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新思路新实践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形成了新的边疆治理体系;认为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特点是一个核心,两大目标和三大格局:一个核心——"治国必治边"的重要思想;两大目标——维护边疆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三大格局——边内治理、边疆治理与边外治理的结合;新时代的中国边疆治理体系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在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指导下,党中央在边疆治理实践方面开创进取,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相关边疆区域发展战略;重塑了中国边疆的历史社会地位,使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区""枢纽""窗口"和"支点"。

新时代经济治理创新赋能边疆发展——从“分散”到“整合”

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政府治理边疆经济主要采取能源开发、沿边开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口支援等手段,呈“碎片化”特征,造成边疆地区陷入内生动力不足等困境。进入新时代,中国政府治理边疆的思路开始由“输血”向“造血”转变,将“分散”的边疆经济政策“整合”到重大国家战略之中,并注重政策制定的公平性,同时将边疆经济发展纳入到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在十八大前后边疆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效的基础上,应从培育可持续内生增长动力、加强中央与地方互动、建立服务型政府三个方面来完善边疆经济治理体系。

论辽道宗朝的阻卜之乱

契丹建国后对阻卜施行朝贡体系下的属国属部治理模式,使得阻卜时叛时降,道宗朝阻卜发动两次大规模叛乱。阻卜叛乱原因是自然灾害、管理模式、地缘离心力以及政府内耗等多种因素合力而成。镇压阻卜这两次叛乱使辽王朝的统治由盛转衰,但是稳定了西北局势,为后来耶律大石西迁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