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时期边疆知识分子从政的心路历程——以江应樑为中心的考察

全面抗战时期,民族学家江应樑先出任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又远赴车里任县长,试图将其边疆开发思想付诸实施。江应樑的从政经历,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从政范围始终在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边疆民族问题领域;二是一直努力寻找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平衡,希图达到政学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效果。从江应樑的从政经历中,不仅可以发现国难时期知识分子从政的一些特征,还可以从中管窥边疆知识分子从政的心路历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边疆及边疆问题的知识生产与论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处于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时代所需促成学人对于边疆及边疆问题的广泛探讨,他们热衷于边疆考察实践且聚焦边疆建设,一番论争奠定了近代边疆知识生产的基础。这一时期对于边疆、边疆问题及治理边疆的一系列探讨,呈现出在承继传统边疆认知、掺入西方边疆话语基础上充满时代性的本土化认知倾向,既延续传统认知,以“文化的边疆”为核心统合边疆知识体系,又基于时代特性,拓展、更新、深化了边疆论题。基于边疆特性,立足于国家整合、摆脱边疆危机的各类边疆探讨及策略,夹杂着夷夏之辨、传统与时代观念之辩,同时呈现出近代边疆知识生产的脉络及趋向。

清代早期国家疆域建构与苗族支系蒙人的国际迁徙

苗族支系蒙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迁徙流散,考其根源,与清代早期的国家疆域建构不无关系。在17-18世纪的清代,中央政府实际控制的疆域成倍增长,既是此时期清王朝面对西方殖民势力扩张所做的应激式反映,也是清王朝对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非汉族群实施中国化的结果。在对西南边疆族群推行中国化的过程中,武力征伐与文化教化成为清政府同时使用的策略。武力征服手段主要针对湘黔交界地区从未被教化过的"生苗",直接导致后来该区域两次大的"苗乱"发生。"苗乱"被清政府镇压后,湘黔苗疆的部分苗族向更西部的广西西北部与云南东南部迁徙。他们的到来,迫使早先居住在此地的苗族另一支系蒙人越过中越、中老边界,向越南与老挝北部地区迁徙并定居,开启18世纪以来苗族支系蒙人国际迁徙流散之先声。

起高楼与烧砖瓦——《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史料引证问题举隅

论文对《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八旗版中文史料引证问题进行讨论。认为其历史部分基本依靠《云南史料丛刊》完成,但因资料的辗转抄引和不查对原文,出现了诸如杨慎的《论民》“迷思”及其他史料引证讹误,包括存在争议的不当认识和大量技术性问题。因此,解决的方案是数字人文与历史研究的结合,建设“云南数字人文”平台,以方国瑜先生“烧砖造瓦提供材料”的精神,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料集合和资源共享。但是,西方学者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始终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系谱,我们要摆脱这种系谱,建立起符合历史真实的中国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

明代乡会试边事时务策考论

明代乡试、会试策问例分经史、时务二体,边疆事务是时务策频繁考察的议题。以时间论,边事时务策出现于天顺年间,弘治、正德时期成为常态,至嘉靖年间特别是嘉靖后期臻于极盛。以内容论,会试的边事时务策题目具有专门化的趋势,与朝廷的边务决策相呼应,既用以问计于士林,亦有试探舆论、塑造共识之效;乡试的边事时务策则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围绕边事时务策的写作,边疆知识逐渐被整合入明代士人的科举知识体系中。举业读物中大量出现的边疆知识虽系辗转因袭,缺乏创见,但与明中后期层出不穷的边政书共同构成明人边疆书写的“文本库”,成为一般读书人边疆认知的起点与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