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战略边疆论纲

中国人要有中国的海权,更要有现代海权。中国海洋战略边疆能直观、现实地反映和说明中国海权的基本问题。它作为中国的海上国界以及对国家疆域范围合法延伸的国家海上利益和力量的筹划、指导和运用,是国家利益拓展的理论依据。中国海洋战略边疆这一新的概念的提出,为创立中国特色的海洋权益理论打开了新的研究视角。

以文化之名: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中国式边疆”现代化的思考

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边疆”的界定除了基于政治与地理意义外,更多考察其“文化”元素,普遍认为如不从“文化”着眼,无法道尽“边疆的涵义”。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边疆”,形成了“中国边疆”独特的“边疆性”,由此中国边政内涵也极为丰富。“边疆性”之形成,既然主要来自“文化”因素,那么边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消除“边疆性”,让其失去“文化上的意义”。所谓“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消除“边疆性”并非抹杀文化,而是通过发展经济和增进认同,按李安宅的观点,就是要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区域分工”,也就是要实现边疆现代化及其与内地的一体化。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估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

边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边疆地区的生动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出发,立足新发展理念,尝试提出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及理论模型,并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在实证层面,通过采用熵权优劣解距离法对中国37个边疆地级市(州、盟)2021年的数据进行测度,同时使用变异系数、地理集中度指数等统计指标探究区域差异,从而揭示边疆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发展情况并提出相应的提升策略。

何以开拓三线建设研究新边疆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历史上建构战略腹地的重大工程。近年来,在学术界同人的共同努力下,三线建设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俨然成为党史、国史的热点领域。站在中共中央1964年提出三线建设战略决策60周年纪念的当下,检视三线建设的既有研究,存在史料同质化、研究碎片化、差异性不足等问题,制约着三线建设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要克服这一阻碍,未来应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视角向下、深入基层,建构立体综合的史料体系;二是在继续拓展三线建设内史的同时,加强外史研究,并在二者之间建立逻辑自洽的联接;三是注重三线建设对历史造成的断裂和延续,从长时段的视角思考三线建设的历史定位,并以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思路,开拓三线建设研究新边疆。

边疆治理现代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提出的解决人类未来发展前途命运的愿景设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的渐进建设过程,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就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步骤和重要环节。中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存在天然而紧密的地缘关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联系交往广泛而频繁,繁杂的跨界公共事务需要相邻国家间平等协商治理,才能取得高效共赢的治理效果。推动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是达成合作共赢的最佳选择。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双重功能,一是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二是促进中国边疆与周边国家的融合发展,加快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未来的边疆治理须秉持共生主义理念,统筹边疆治理与跨境区域治理,统筹国内发展与周边发展,统筹国内安全与周边安全,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高度耦合和协同演进。

主持人话语:清代边疆治理实践与经验

如何治理边疆不但是现在关注的主题,也是中国历朝历代所着力践行的主题。清朝既是中国传统王朝的集大成者,又是在清末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况下的开创者,所以,在边疆治理方面,清朝既有继承性,又有开创性,系统研究清朝的边疆治理实践和经验,可为今天的边疆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古代西北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移民与中国古代西北边疆地区的经营和开发是紧密相连的,人本身就是生产力,源源不断的移民的迁入,慢慢实现了边地的发展和繁荣。在移民实边的同时,屯田大大减轻了国家由内地向边塞运粮的负担,同时增强了边塞的力量,简而言之,移民与屯田是历代王朝开发经营边疆的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而随着移民、屯田的深入,贸易交换必然成为常态,无论是朝贡贸易,还是民间交易,都展现出了边疆与中原的互动,而互动的结果是交融。西北地区是历史时期诸宗教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场所,宗教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开放的、包容的,宗教从来不是呆板的、守旧的、顽固不化的,不同时期的宗教需要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文化风俗、伦理观念等相适应。

“边疆治理:形势、挑战与应对”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云南大学建校10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云南省第十七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分论坛、第五届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论坛——“边疆治理:形势、挑战与应对”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10月28日在昆明召开。研讨会由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承办,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上海政法学院中国—上合基地、《思想战线》编辑部·文科学报编辑部协办。来自国内20余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的近8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王建华副主席、云南大学党委陈华仙副书记在开幕式上致辞。开幕式由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李娟书记主持。在主旨发言阶段,云南大学周平教授发表了题为“国家视域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的演讲。周平教授提出,边疆在国家框架内因治理需要而确定,是被建构起来的,具有突出的国家属性。离开了国家及其治理,也就无所谓边疆。国家运用政权力量来处理或应对突出边疆问题的体制机制及其过程,就是边疆治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边疆治理研究总体上显得滞后,尚不能充分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应注重挖掘边疆治理的深层次内涵,进行有深度的学理性分析和论述,形成原创性的理论和概念。在做好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现实边疆治理问题的深入研究和阐释。

慕容鲜卑社会农耕、游牧经济转型实态与边疆特征——以公元3—4世纪的辽西地区为中心

在迁居大棘城之前,慕容鲜卑的社会经济以游牧经济为主,与东汉时期差别不大,在迁居大棘城之后则开始迅速进入农业社会。在农业经济上,慕容鲜卑最初学习西晋占田法,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慕容皝统治后期,又改占田为屯田,基本满足了急速扩张的人口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游牧生产弱化了经济功能,强化了政治与军事功能,从以输出生产工具为主要目的,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经济链条之一部。慕容鲜卑这一社会经济转型过程具备混合性、边缘性、跟随性等边疆特征,在历史上具有典型性。

边疆的空间生产与传统中国的国家建构——以先秦秦汉时期为中心的探讨

传统中国的边疆是一个具有生产性的空间。借用列斐伏尔等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关空间的研究方法,作为空间的边疆,它既是关系要素的聚集场域,也具有促进关系变动的能力。在边疆的空间中,同时代内地的观念、制度与物资在此汇聚,内地的社会关系也塑造着边疆的基本运行模式。边疆的空间特性又不同于内地,它除了具有地方性之外,还具有国家性。国家的整体性在边疆空间中得到集中而具体的呈现,国家的目标、行为能力、责任义务也以边疆为重要的投射场域。边疆既叠加了地方性、国家性,还具有地域邻接性,成为少数族群进入中华文明的接纳空间。这多重关系的相互作用,使得边疆成为一个引发历史变动的场域,因而边疆空间便具有了生产“历史可能性”的能力。

跨越族群的边疆城市——权力空间与文化维度的双重构造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叙事中,城市构成民族国家治理的权力节点和治理单元。而在华夏文化的边缘地带,边疆城市更具有捍卫族群身份、保护文化边界的功能。随着华夏族群的边界扩张及大一统国家的边界拓展,族群边缘的军事边镇逐步演化为边疆城市,边疆城市的军事功能也让位于经济功能与政治文化功能,并日益成为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公共空间。因此,边疆城市捍卫了族群文化的地理边界,也促进了国家边界内的族群融合。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华夏文化圈逐步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所替代,全球化浪潮的洗礼使这些边疆城市成为全球经济文化乃至文明交流的前沿,一些边疆城市扮演着全球性城市的角色,并在民族复兴与国家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新的功能。

边疆自觉、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中国观

近现代中国由王朝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边疆的自觉,边民的发现、想象和书写,构成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观念基础。国际地理和国内空间的再认识与复杂化,意味着中国对于外部与内部、世界与自我的认知变化。在国内外多重因素所导致的主动与被动的迁徙与流动中,地理、政治、社会与价值观念得以重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权国家。包容不同类型的文化于国家一体的内部,兼顾共同性与特殊性,促成了新中国多民族共同主体的再造。这个主体再造的过程,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特色国家意志体现与文化表达的当代属性。少数民族文学从属于社会主义文化新体系与格局的建构,成为总体性中华民族审美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进而形成了集体主义的美学风格。在经由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后学”思潮的洗礼之后,如今需要重申社会主义早期文化实践的遗产,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美学。

论明代统治者对云南边地佛教的经营及边疆治理的影响

明代统治者基于经略云南的政治考量,通过政策扶持、设僧司衙门、礼遇僧人、兴建寺院、僧籍管理、地方官员参与、传播佛教文化等多种手段,为云南边地佛教营造出相对和谐宽容的宗教文化环境,使云南边地佛教发展获得制度保障和政治便利。而明代统治者通过社会动员、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等政策措施对云南边地佛教的经营管理,促使其成为拓荒垦殖、固疆兴边、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以及内地与边地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黄金纽带”,也促成云南边地佛教在中国化、社会化、世俗化、民俗化的进程中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维护边疆稳定。

“真且美”的边疆民族形象建构——基于庄学本西北边疆考察的民俗视角

20世纪30—40年代,庄学本在西北边疆各民族进行民俗调查,这些考察以消除民族歧视作为考察的主旨思想,综合运用影像记录与民族志形式,对边疆多民族的各类民俗事象进行客观、完整地记录,塑造充满人文尊严、“真且美”的边疆各民族形象。庄学本以影像呈现的调查成果成为内地社会认识西北边疆民族的重要渠道,也是当时“开发西北”历史任务的回应。庄学本在长期西北各民族调查中的民俗影像记录方法,对中国记录民俗学实践与理论建设有重要贡献。

从责任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边疆治理中的共同体建构研究

当今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难题,需要依据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来治理,需以责任凝聚合作与发展,进而内化为“命运共同体”。我国边疆治理充分动员边民的参与就体现了共建共享共赢、多元协同这一思想精神。据此,基于怒江州边民参与治理跨境流动人口问题的实践,深入分析福贡县的多级联动机制与泸水市特色护边队“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共同体建设,进而推动边民“守小家顾大家”向命运共同体的转变,为我国陆地2.28万公里边境线区域治理路径和对策做出有益思考,也为学界提供开拓性的跨境治理研究视角,促进现代治理的创新实践与模式改变。

统筹发展和安全视角下边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边疆地区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提升,边疆地区的发展不仅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实现,还直接影响国家边境安全与总体稳定。然而,与沿海等发达地区相比,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且要承担稳边戍边功能,因此,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在坚持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应注重构建安全导向的经济体系、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优化治理体系和推动对外开放与合作,促进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山坝结构与族际共生:历史时期西南边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生态学考察

历史上西南边疆地区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分布格局,反映了山坝结构形态下多元民族互嵌共生的社会结构特点。在山坝结构的空间单位中,各民族既发展出适应各自生境的经济文化类型,又通过不同群体的交流互动形成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以山坝结构为研究对象,不仅能够较为清晰地呈现“人地关系”下西南边疆各民族交往互动的空间特征,而且还可以从民族共生的整体逻辑来认识西南边疆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以及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演进的区域特性。在认识论层面,相关研究或许能够在传统认知基础上,为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路径等议题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视角。

晚清西南边疆危机中的地方力量与国家认同——以昆明自开商埠博弈为个案

晚清昆明自开商埠是由云南地方绅商倡导、地方官员主导的应对边疆危机的行动。这一行动开始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但在法国干涉下最终却以云南一方极力维持“不开放”而不了了之。通过对昆明自开商埠中云南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法国三方博弈的具体呈现,探讨了以地方官员、文化精英和商界精英为代表的地方力量在边疆危机中的积极行动。地方极力争取昆明自开商埠的诉求,并非为争取地方利益而是维护国家主权完整。西南边疆地方力量的崛起,表面上看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冲击--反应”的结果,实质上这股力量早已蕴含于边疆社会之中,它源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发展逻辑,根植于边疆社会广大民众的社会心理之中,在晚清边疆危机中通过昆明自开商埠的博弈得以彰显。这一集体行动背后,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统一性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历史发展结果,早已在西南边疆地区形成了具有地方政治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的国家认同意识和国家主权意识。

数字化时代韧性边疆治理机制的构建策略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背景下,边疆地区的治理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文章分析了边疆地区的特殊性,包括地理位置、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安全问题,探讨了数字化时代边疆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数字化时代构建韧性边疆治理机制的策略,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教育与技能培训、实施智慧治理、加强网络安全与信息保护。

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安全的认知演进与治道变革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是国家政权、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免受威胁、侵犯、颠覆、破坏的客观状态。在国家疆域内不同地理空间中,政治安全的影响因素以及相应的治理之道差异悬殊。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安全因其地理区位、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的特殊性与敏感性,成为一个特殊且复杂的治理场域。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安全问题的认知演进及治道变革,政治安全在问题定位、主导价值、安全属性方面认知伴随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其治理之道从“存异”走向“求同”。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安全治理应凸显“人民中心”价值取向,强化边疆民族地区各族民众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进而构筑起维护政治安全的坚实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