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边缘关系视角下的边境地区跨界民族研究

跨界民族问题是现有跨界民族研究中的核心,而边境空间的变化催生了跨界民族研究的新的变化。空间是人类生活的第一场域,以往边境地区是国家的边缘空间,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心—边缘关系的加剧和跨界民族经济能力的不足是跨界民族问题滋生的关键。随着国家间关系的改善和国家对外经贸发展的需要,边境地区从屏蔽功能向中介功能转换,安全为主导的边境向发展为主导的边境转变,中心—边缘关系的改善使得边境地区成为新的发展中心。在这种新的形势之下,具备跨境交流能力的跨界民族成为边境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特殊力量。因而,从发展的边境地区视角对跨界民族进行研究,需要有三方面的研究转向,即由问题型研究向发展型研究转变;由应对型研究向治理型研究转变;由防范型研究向软实力研究转变。这三个转变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意义。

核心—边缘关系危机与埃塞俄比亚革命:对埃塞俄比亚革命“社会主义转向”的新解释

埃塞俄比亚革命是冷战期间非洲大陆出现的最为激进的、具有明显社会主义导向的革命,其深刻性与影响力可与历史上经典的社会革命案例相提并论。围绕为何埃塞俄比亚革命出现“社会主义转向”这一核心问题,本文比较分析了已有的三种主流解释,即军人社会主义论、权力斗争论和政治合法性论,认为它们均难以充分解释埃塞俄比亚革命的“社会主义转向”的原因。文章引入核心—边缘关系危机视角,认为埃塞俄比亚革命“社会主义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德格政权应对埃塞俄比亚革命后核心—边缘危机总爆发的需要。尽管核心—边缘关系并非埃塞俄比亚1974年革命的直接诱因,但是,革命的爆发大幅削弱了中央政权对于边缘地区的控制,并引发了埃塞俄比亚核心—边缘危机的总爆发。面对边缘地区出现的各种民族解放运动,门格斯图和德格政权最终诉诸于社会主义模式寻求解决方案。

基于边缘频率分布互相关系数的水声跳频信号检测方法

针对水声跳频通信多跳自相关技术中检测量求取过程复杂及实施不便的问题,文章提出一种以边缘频率分布互相关系数作为检测统计量的水声跳频信号检测方法。计算机仿真结果表明,当信噪比变化、虚警概率一定条件下,边缘频率分布互相关系数门限随信噪比的变化不大,当信噪比大于0时,多次仿真结果表明,互相关系数总是大于0.95。当取门限为0.95,信噪比大于-2 dB时,检测概率为100%。

中国企业员工边缘化的结构维度与人群特征

近年来,员工边缘化问题得到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关注,但大都停留在理论探索阶段,尚缺乏一个成熟的员工边缘化测量量表。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员工边缘化的内容结构包括工作意义边缘化、企业文化边缘化、人际关系边缘化、利益互动边缘化、团队角色边缘化5个维度;员工边缘化水平能够预测离职意向水平。当员工主动或被动边缘化后,很可能产生较强离职意向;员工边缘化在性别、年龄、工作年限、企业性质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学历、婚姻状况、岗位层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学历低的、未婚的、岗位层级较低的员工往往容易被边缘化。

多重情境下“核心-边缘”网络关系研究——基于云计算企业分阶段成长的分析

精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方面力量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共赢是实现中国式创新的关键着力点,揭示我国本土多重情境下大中小企业协同合作的内在复杂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6—2019年云计算企业数据,本文发现了云计算企业在我国数字化、市场、制度多重情境叠加下的分阶段成长规律。结果表明,数字化情境下建立“核心-边缘”网络关系对创建期、成长期企业成长影响为负,并对存活期企业成长影响为正;多市场接触情境能强化存活期正面影响而弱化成长期负面影响,国有资本支持情境能弱化创建期负面影响而强化存活期正面影响,且市场、制度交互情境能进一步增强存活期正面影响。本研究揭示了我国本土多重情境下中小企业从依附大企业到成长的微观过程,为数字化时代大中小企业合作共赢提供策略建议,并为我国分阶段运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股力量,进而精准释放中国式创新红利提供了实证依据和施策配方。

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与公民参与教育——以S.N.艾森斯塔特政治发展观为视角

艾森斯塔特从现代性及其传播过程中所带来的中心-边缘关系变化出发,揭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心-边缘关系的失衡。造成这种失衡的原因之一在于公民的无序参与,它与发展中国家教育制度的缺陷有关,与公民参与教育的缺位或滞后有关。正是结合现代性在政治领域的变化与当代教育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文章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教育改革的一种取向,探讨了发展公民参与教育对于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意义。

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历史“情缘”

常言说得好＂,史地不分家,史地是一家＂;初中地理教学过程中用到历史知识或历史背景的地方有很多,不论是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的学习,历史与地理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地理学与历史学从一开始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地理与历史一直都在互为依存,也是互为促进的。

南大洋的海岸——逐步迈向具有现代性特质的世界社会学

本文通过探讨殖民及后殖民语境下的中心国/边缘国关系如何构造了19至20世纪的澳大利亚文学创作实践,指出现代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相互关联以及存在差异的整体,主张社会学研究应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关系框架中理解多元现代性,因为现代性的差异化方式必定会涉及权力,或者权力斗争和特权的延续。

现代生育率史的再思考:家庭、国家和世界体系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发达国家的总生育率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欧剧变,家庭、人口政策和核心-边缘国家关系等因素,对现代生育率的影响尤为显著。有的国家总生育率快速下降,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诸多问题。有的国家总生育率一直维持在合理水平,并未出现人口问题。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各国总生育率基本稳定,后来逐渐发生的变化(我们称之为生育转型)导致生育稳定失衡。统计分析表明,在“生育转型”时期,各国总生育率发生了巨变。西方国家的“生育转型”时期是在20世纪80-90年代,而俄罗斯和东欧诸国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发达国家的现代生育率受4个“引力场”影响,前3个是制度陷阱,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如民众普遍对生活现状不满,或是经济“新”常态与“传统”家庭关系对立。第四引力场是各国所向往的总生育率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国家有优厚的家庭政策,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家务,正常的世代更替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绝非是遥不可及的。目前,法国和北欧国家最接近这一理想状态。但学界尚不能确定,发达世界的半边缘和边缘国家能否达到总生育率的理想状态,或者由于资源限制,这仅仅是发达世界中核心国家的“特权”。

疫情下的全球化整体性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全球化体系遭遇危机,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角来观察,这个整体性危机包括:全球性城市化结构暴露出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危机,整体各个层级之间暴露出产业流动性危机,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全球化体系中承受着工作和消费双重危机,现有全球化治理体系暴露出个体与整体关系的信息危机。这些危机虽是全球化体系在疫情压力之下完全暴露出的,但是危机根源早已潜伏在全球化体系一体化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