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要素流动和边际生产率分析

本文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对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资本存量与劳动力进行回归分析,以得到资本存量与劳动力这两个生产要素相对产出弹性,并由此得出资本存量与劳动力对于产出的边际回报率。许多实证研究都要涉及到对资本存量K的估计,但是现有研究中对K的估计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也就影响了后续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因此很有必要针对估计上海的资本存量K的现有研究进行一下探讨。本文从四个方面详细探讨了测算K时所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自己的方法重新估算了上海的资本存量K的数据。通过改进方法所估算的上海资本存量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翻了不止三番,年平均增长率为1 1 .1 5% ,资本积累极为迅速。上海资本形成的路径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增量改革推动的配置效率改进使资本—产出比率自1 985年来持续下降,而近年来的资本形成过快是由于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资本深化。本文认为,上海的经济增长在近年越来越表现出静态的特征,至今尚不具备充分的动态改进力量。

长期利率再讨论

我们在2021年6月的中期策略会上讨论了中国长期的资本报酬率,基本的看法是2010年以后,中国的资本报酬率开始进入长期的下行过程,这一下行过程至少会持续到2030年。中国资本报酬率的长期下行将会带动整个利率中枢的下移。我们当时认为,到2030年,中国10年期国债的利率也许会下跌到2%附近的水平。原因是,随着中国经济先后跨过了刘易斯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资本边际回报下降的规律开始起到主导性的作用。在这一过渡时期,长期资本报酬率的下降是难以抗拒的,直到经济增速回落到3%左右或者更低的水平.

我国农业科研投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研究——基于1995-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5-2007年全国各省数据计算狭义的农业科研对农业增长的贡献水平,以估算农业科技存量为基础,利用静态面板估计了不同函数形式下科研变量对农业生产的弹性,计算了农业的边际回报率和内部收益率两个重要的指标。通过比较相关研究结论,本文发现从国家层面看,农业科研投入在过去取得了很高的回报率并在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共品私人自愿提供决策的实验研究

本文利用实验数据对公共品私人自愿提供机制的多个经典特征事实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结论基本支持诸如"公共品私人自愿供给的存在性"、"捐献率随重复捐献次数的增加而有下降的趋势"和"公共品投资的私人边际回报率和交流的正效应"等特征事实。同时,实验还得到了一些新的发现,如"期初平均捐献水平较低"、"口头协议效果显著"、"经验分享存在积极作用"和"小组的合作程度存在巨大的差异"等。这些结论说明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可以达到部分公共品由私人自愿提供的目的。

低利率环境下的资产配置思考

近年来,伴随科技进步、全球化进程、人口增速放缓,全球经济潜在增长中枢下移,资本的实际投资边际回报率不断降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实际均衡利率下行,低利率环境成为越来越多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学术界和业界对我国将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低利率环境也逐渐达成共识。

京津沪渝经济发展和要素回报率比较

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重要性。本文基于1993-2009年统计数据,考察了四大直辖市在经济产出、要素弹性和回报率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变化趋势,发现不仅重庆和其他三市经济特征差异显著,而且同属东部沿海的京津沪之间也具有明显不同的要素产出弹性和回报率。同时,本文为比较直辖市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特征提供了视角。

劳动合同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不仅是法律意识问题,也是经济决策问题。现有研究往往忽略工资决定中的不可观测因素和选择性偏误,导致错误估计工资方程以及劳动合同的异质性边际回报,也无法深入探讨劳动合同对工资收入的影响途径。本文利用修正选择性偏误的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同时估计农民工的工资方程和劳动合同的选择方程。研究发现,仅在签订劳动合同组,教育水平、技能和法律意识才能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劳动合同能够降低性别歧视;年轻、城市户籍、有技能证书和法律知识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签订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的边际回报存在很强的异质性,它是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最大为0.152,最小为-0.072。平均来看,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能够增加3.78%的工资收入。

中国朱格拉周期现象分析:来自1978~2013年的实证研究

文章试图通过识别边际资本回报率与投资率对经济总产出波动的影响来增进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理解。实证发现,中国经济运行存在长度与典型朱格拉周期一致的中周期现象,边际资本生产率与投资率是推动这种中周期现象的两股基础力量,特别是边际资本生产率服从先递增后递减的内在规律是中国经济投资周期的根本驱动因素之一。进一步,文章也发现中国主要依靠制度改革扩大市场规模,进而引起边际资本生产率变化,是驱动中国宏观经济呈现朱格拉周期现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