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利益损害概念及其性质辨析

财产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两方面属性。"差额说"无法适用于财产使用价值受损的情形。使用利益损害是指权利人因财产无法使用而造成的损失。财产的用益可能性一般具有相应的市场价值。使用利益损害具有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的双重性,属于边际类型损害。

循环经济视角下的环境污染与治理问题探讨

当前资源环境成为养猪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瓶颈约束。文章借助"边际损害函数"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养猪场造成的污染程度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然后分析了改善环境质量带来的效益,最后基于循环经济视角对生态型养猪场模式进行了探索。

循环经济视角下的环境污染与治理

当前资源环境成为养猪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瓶颈约束。文章借助"边际损害函数"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养猪场造成的污染程度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然后分析了改善环境质量带来的效益,最后基于循环经济视角对生态型养猪场模式进行了探索。

转轨期中国空气污染的社会经济损失评估

以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老工业城市西安为例,从边际损害的视角出发,运用APEEP模型亦即综合评价模型估算环境空气污染造成的多种损害及其社会成本体现。研究结果表明:与以往流行的平均损害估算方法相比,边际损害估算方法具有可以明确区分不同区域污染损害强度差异的特点,从而更适宜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减排政策及服务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规制目标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成本视角的企业最优治污策略的研究

本文通过污染边际损害成本、污染边际控制成本曲线,分析了企业治污行为,给出了企业最优治污策略。运用EViews软件得到边际损害成本回归模型和边际控制成本回归模型,不仅能够指导企业选择最低成本治污策略,而且为政府有效规范企业污染治理行为,提供理论支撑。

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外部性与最优政策——以生物质能为例

再生能源具有较好的环保效果但是却有较高的成本,实践中政府普遍依据再生能源产业的总产量进行补贴。然而,再生能源的消费虽具有环境友善性,但其生产过程,一般要消耗传统能源,仍然会对环境产生一定污染,仅有补贴未免失之偏颇,且对总产量补贴也有不当之处。若将再生能源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纳入考虑时,政府应当如何应对?研究发现:第一,无论厂商是否具有污染治理技术,也无论市场结构如何,最优污染治理税率均应等于污染边际损害,即最优污染治理税为庇古税。第二,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最优补贴率等于再生能源的边际收益,即最优补贴率为庇古补贴;在寡占市场结构下,最优补贴率应大于再生能源的边际收益,且厂商市场势力越大,最优补贴率越高。

倾销边际与损害边际反倾销效应分析

建立了一个由企业内生选择决定贸易保护水平的不完全竞争二阶段动态反倾销博弈模型,分析了倾销边际与损害边际反倾销税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发现倾销边际反倾销税的企业战略动机与损害边际反倾销税的企业激励动机的差异,倾销边际反倾销税在保护本国产业发展方面要优于损害边际反倾销税。

减排技术的跨国转让与环境政策选择——基于Stackelberg竞争的博弈模型

细分外国企业对减排技术的转让方式,使转让方式与东道国环境政策相匹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在Stackelberg竞争模型中考虑拥有减排技术的外国企业作为市场跟随者在东道国市场上与东道国企业竞争,分析外国企业减排技术的最优授权方式,提出东道国政府的最优环境政策选择。从分析结论看:固定收费和特许权收费的技术授权都可以增加外国企业利润,但外国企业更偏好于特许权收费的技术授权,而双重收费可能降低外国企业的利润;技术授权对东道国的社会福利不确定,特许权收费的技术授权总可以增加外国社会福利,固定收费和双重收费的技术授权可能恶化外国社会福利;特许权收费和双重收费下减排技术的扩散可以有效改善环境,而固定收费则可能增加排放总量;特许权收费的技术授权需要东道国制定相对宽松的环境政策。东道国政府需要根据不同污染物的污染属性和扩散程度适时调整环境税政策,以实现企业利润、社会福利和环境的共同改善。

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述评

文章对战略性环境政策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梳理,主要体现在对模型基本假设的完善、对政策工具选择的扩展以及对环境利益问题的考察等三方面。扩展内容主要包括内生市场结构和产品差异化、异质性假设、博弈时序、跨期动态博弈、贸易自由化政策、政府补贴政策、国际环境协议、排放权交易、消费性污染、环境服务行业、中间产品以及政治经济学分析等。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应关注如何指导各国实现国内经济和环境利益双赢的有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