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外部性与最优政策——以生物质能为例

再生能源具有较好的环保效果但是却有较高的成本,实践中政府普遍依据再生能源产业的总产量进行补贴。然而,再生能源的消费虽具有环境友善性,但其生产过程,一般要消耗传统能源,仍然会对环境产生一定污染,仅有补贴未免失之偏颇,且对总产量补贴也有不当之处。若将再生能源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纳入考虑时,政府应当如何应对?研究发现:第一,无论厂商是否具有污染治理技术,也无论市场结构如何,最优污染治理税率均应等于污染边际损害,即最优污染治理税为庇古税。第二,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最优补贴率等于再生能源的边际收益,即最优补贴率为庇古补贴;在寡占市场结构下,最优补贴率应大于再生能源的边际收益,且厂商市场势力越大,最优补贴率越高。

减排技术的跨国转让与环境政策选择——基于Stackelberg竞争的博弈模型

细分外国企业对减排技术的转让方式,使转让方式与东道国环境政策相匹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在Stackelberg竞争模型中考虑拥有减排技术的外国企业作为市场跟随者在东道国市场上与东道国企业竞争,分析外国企业减排技术的最优授权方式,提出东道国政府的最优环境政策选择。从分析结论看:固定收费和特许权收费的技术授权都可以增加外国企业利润,但外国企业更偏好于特许权收费的技术授权,而双重收费可能降低外国企业的利润;技术授权对东道国的社会福利不确定,特许权收费的技术授权总可以增加外国社会福利,固定收费和双重收费的技术授权可能恶化外国社会福利;特许权收费和双重收费下减排技术的扩散可以有效改善环境,而固定收费则可能增加排放总量;特许权收费的技术授权需要东道国制定相对宽松的环境政策。东道国政府需要根据不同污染物的污染属性和扩散程度适时调整环境税政策,以实现企业利润、社会福利和环境的共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