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上京城址附近佛寺遗址及火葬墓

契丹建国之初,太祖耶律阿保机俘掠大量汉人迁徙契丹腹地,为其农耕织造、版筑城邑,同时,佛教亦传入辽地。太祖于天复二年(902年)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天显二年(927年)攻陷渤海国迁当地僧崇文等五十人,于辽上京建天雄寺,弘扬佛法。这是辽朝关于崇奉佛教较早的记载。辽上京负有盛名的佛寺有天雄、安国、

内蒙古辽代城址研究

本文主要是关于内蒙古辽代城址研究综述、建置、类型、形制、功能,及与其他民族城址的比较等方面初步研究。内蒙古辽代城址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开创期、发展期、停滞期、繁荣期、新时期五个阶段。内蒙古地区的辽代城址分为都城、州县、投下州、斡鲁朵州县、奉陵邑、边防城六种类型。其次,在对上述六种类型城址的形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内蒙古辽代城址的形制特点为单城型、双城型、多城型。单城型的平面形状为长方形、方形、不规则形三种。双城型的平面形状分为'回'字形和横'日'字形两种。多城型的平面形状是三重城墙。这些城镇具有鲜明的契丹民族特色,表现在辽上京等城郭的两城制,投下州、斡鲁朵州县具有奴隶性质,建筑的东向及城内布局的随意性等方面。这些城镇在辽代前期和后期具有明显的不同特点,前期的城镇一般更多的是保留本民族特色,后期的城镇有向中原城镇特点发展的倾向。辽上京、辽中京、州县是辽代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投下州、斡鲁朵州县经济作用突出,奉陵邑主要用于祭祀和护卫皇陵,边防城是为军事目的而建。辽代城镇和同时期的北宋城镇、西夏城镇追求布局的对称和严整性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对稍后的金代城镇的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内蒙古契丹考古工作的回顾

契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早在北魏时期就已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创建了辽国,在金元两代还继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直到元亡以后才完全融合在其它民族中。这个古老的民族,长期生活在蒙古草原上,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从兴起、发展、强盛到消亡的漫长过程中,曾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点的传统。

契丹考古学术会议纪要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和昭乌达盟文化局联合主办的《契丹考古学术会议》,已于1983年7月7日至12日期间,在赤峰市顺利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关于契丹考古的专题学术会议,应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共八十余人,来自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河南等省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和有关盟市旗县,大都是从事契丹考古工作、教学和科研人员,其中有知名学者和专家,大家济聚一堂,就契丹考古工作情况和研究成果,广泛地进行了交流活动。提交大会的契丹考古报告和论文共52篇,分别在分组会议上进行交流。

辽代迁徙后所置渌州故址考

辽代渌州不在渤海国鸭渌府旧地,已迁往辽东。从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渌州城址应在海、辰两州以西的近海之地。从出土两墓志所见的"辰渌盐院"记载,证明辽辰州(今盖州市)与辽置的渌州合置一个盐院,推断渌州城址应距辰州(今盖州市)不会太远。依定渌州城址的4个必备条件看,将今天大石桥市沟沿镇青城村发现的辽城址定为辽代迁徙后所置的渌州故城址似较合适。

辽代“临潢府军器库之印”考

本文从"临潢府军器库之印"入手,区分出辽金时期存在的南北两套官印系统。通过详细的对比分析,明确"临潢府军器库之印"为辽代官印无疑。并指出此印在历史地理学上的重要价值,及其对辽代文献记载的补充作用。

岔海挠边春捺钵——从卧龙湖周边几座辽城遗址谈起

经调查,沈阳康平卧龙湖周边有七座辽代古城遗址,其中有两座已经考证为辽代的祺州城和荣州城,另外五座城址有两座在卧龙湖和泡子沿边上,其他三座也分布在距卧龙湖不远处。这七座古城址从性质上讲都是私城;从地理位置上讲,多在水边;从建城时间上看,都建于契丹早期。经考证,卧龙湖周边地区当为辽初期春捺钵的一部分。

辽上京真寂寺新发现石刻人物图像研究

辽代真寂寺石窟是辽代上京城及其近畿地区保存最好的石窟寺遗址。新近发现的石刻人物图像由苏赫喇嘛和辛慧廷先生共同发现,图像位于联系石窟和山门之间古道沿线的一处岩石之上,整体呈一端坐的契丹人物形象,具有明显的契丹艺术风格。根据图像的基本特征,其内容和性质尚有三种不同的释读方案,分别是:弥勒信仰中的布袋和尚图像系统,阿尔秦式摔跤运动中的摔跤手图像系统,金刚力士信仰中的新式赤裸形金刚力士图像系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