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时期的遗民、逸民研究综述

遗民和逸民是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存在于中国整个古代社会中且不断发展,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辽金元时期的遗民和逸民对民族的发展与融合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探究遗民和逸民群体的演变和发展,有助于了解北方少数民族发展、融合的历程。现根据时间断限,对前人发表、出版的论文和著作进行梳理,并作出总结和展望,以期推动对辽金元时期遗民、逸民的研究。

辽金元时期冮官屯窑瓷韵

冮官屯窑始烧于辽代晚期,盛于金代。所烧造瓷器的胎质、釉色及器型等均受磁州窑的强烈影响,还可看到其他关内窑口的因素。以粗犷豪放、古拙质朴的风格、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造型而著称于世,是一处烧造时间长,规模宏大的瓷器烧造古窑。在辽金时期制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2013年,该窑址被批准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遼金元時期衛州韓氏家族碑傳史料考略

《元韓立墓誌》可探究元代衛州韓氏家族的世系。韓氏世系由韓立祖父韓琇可上推至五代石晉的韓繼寧。韓氏先爲相州人,韓孚時定居薊州、上谷間,又因韓玉任職河平軍節度使於金末定居衛州。韓琇後裔以韓天麟一支彰顯,然據此墓誌可對韓天祐一支進行補充,從而廓清了衛州韓氏家族的整體情況。衛州韓氏以孝友和義門傳家,與王惲家族過從甚密。墓誌中的“禮部尚書洄溪王公”疑爲王惲之曾孫禮部郎中王遜志。

辽金元时期沈阳地域文化特征刍论

公元10至14世纪,北方草原游牧渔猎民族契丹、女真和蒙古先后建立辽金元三王朝。辽金元统治沈阳(辽金称"沈州"、元称"沈阳路")时期,该地区民族聚合杂居,互为影响,致使其地域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诸如:城建文化渐趋完善,儒家文化传承弘扬,宗教文化多元共存,艺术文化"胡汉交融"……辽金元时期沈阳地域文化之成果,为构建现当代具有东北特色的沈阳大都市文明,从文化累积层面,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良好条件。

民族交融的五代辽金元时期历史编纂的文化取向

历史发展生生不息,历史长河前后相续。如何看待历史传承,它不仅涉及到各封建王朝对正统地位的诉求问题,还关乎到文化取向上的抉择判断。可以说有目的地撰写国史和前朝史的意识表明10—13世纪,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将自己与以往汉族政权的历史自觉地连在一起,也就是用一种自觉意识将各民族贯穿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纽带上加以反映,因而超出了纯粹政治上的策略考量,而上升到一种文化的选择,这正是中国历史由分裂最终走向统一,由各民族相互纷争最终走向民族融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辽金元时期东蒙古地区人口迁徙研究

辽金元时期东蒙古地区人口迁徙研究申友良本文所研究的东蒙古地区，①特指大兴安岭以东、辽河以西，西拉木伦河流域和老哈河域一带的地区，相当于现今赤峰市辖区和哲里木盟辖区。辽金元时期，不仅是东北各民族的第三次大融合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北方民族及整个中华民族形成...

辽金元时期沈阳城建变迁考

辽金元三朝是沈阳城市建设和制度完善的关键时期。契丹辽朝崛起,沈州方城初具,属县拱卫,设官值守,管理体系,逐步完善;女真金国兴替,沈州沿承变革,熙宗废猛安谋克,恢复州县制管理,此后,"节度"改为"刺史",州县级别均降;蒙元占据辽东,"沈阳路"取代"沈州",沈阳城市域名因此而更新,直至今日。元代的沈阳路城之建设,为明代沈阳卫城及清代盛京城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辽金元时期织绣鹿纹研究

“秋山”鹿纹是辽金元时期具有北方特色的丝绸纹样。在收集大量图片资料的基础上,主要对织绣鹿纹的出土和收藏情况,鹿纹的特征分析,发展历程,流行因素等做一相关探讨。认为辽金元时期的鹿纹源自早期的北方草原民族“斯基泰”,而其在织绣品上的流行带动了其他手工制品诸如金银器、玉器等对鹿纹的青睐。

北京海淀区辽金元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

北京市海淀区紧邻城区西部。在辽金元时期,由于该地域处在辽南京、金中都和元大都都城近郊,故在该区范围内发现了大量辽金元时期的重要遗存,如元大都遗址,墓葬更是发现了20余处,这在北京各区县中也是发现数量较多的;且这些遗址、墓葬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研究辽金元时期的社会风俗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辽金元时期巫山文学撷要(下)

辽金元时期是巫山文学的成熟期,少数民族作家的诗文创作非常活跃。古老词体《巫山一段云》又放异彩。巫山神女依然是讴歌的主题,在唐诗宋词的基础上新增53组"云雨"词汇,构成一个庞大的云雨意象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辽金元时期儒家经典图书的编译及出版

本文分三部分介绍了辽金元时期，统治者崇儒重教，以及对儒家经典图书的出版编译情况。（一）辽统治者在建国初，即诏立孔庙、亲祭孔子、设学养士、翻译刻印了《论语》《五经传疏》等，正式确定了以儒家经典为法定教材。（二）金朝统治者除规定金的国学要尊孔读经，还通过国子监刻印出版了一批儒家经典图书，为金的国家传授儒文化提供了大量教材。（三）元朝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尊孔崇儒的重要性，儒家经典图书的出版不仅为统治者治国之用，而且成为元国子学和各级各类儒学、书院的必读教材。作者认为：辽金元教育及其出版业对儒学的吸收和传播。

辽金元时期巫山文学撷要(上)

辽金元时期是巫山文学的成熟期,少数民族作家的诗文创作非常活跃。古老词体《巫山一段云》又放异彩。巫山神女依然是讴歌的主题,在唐诗宋词的基础上新增53组"云雨"词汇,构成一个庞大的云雨意象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辽金元时期大同府一城双县考

辽建西京后的重熙十七年(公元1048年),西京大同云中县的析分重置及大同县的建立成为一件很值得重视的历史事件。而因云中县、大同县同时设立形成的西京大同双县倚府设治的崭新局面,共同开创了大同古城历史上的第二次辉煌,从而使大同府与同一时代的临潢府、大定府、析津府、开封府、河南府、临安府等京城陪都一样,跻身于全国较大城市一府多县同城设治的行列之中,意义尤为重大。

泰来县辽金元时期的主要文物

泰来县塔子城为辽金时代泰州故城,是黑龙江省古代建制最早的地方之一,是辽在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因塔子城的存在,泰来县镜内辽金元时期的出土文物较多,且有特点,现就泰来县辽金元时期的主要文物大辽行省委差句当印和白釉铁花瓮及白釉小罐做详细介绍。

辽金元时期冮官屯窑瓷器及其他文物赏析

冮官屯窑创烧于辽代晚期,盛于金代,后逐渐衰弱。冮官屯窑瓷器以白釉为主,兼烧白釉黑花、黑釉、酱色釉、茶叶末釉等,产品多为瓶、钵、壶、罐、盘、杯、碗等,还有各种动物造型小玩具。冮官屯窑瓷器的胎质、釉色及器型等均受磁州窑的深刻影响,还可看到其他关内窑口的因素。该窑口既生产粗瓷,也生产细瓷,是一处烧造时间较长、规模宏大的烧造瓷器的古窑,也是辽代“五京七窑”之一,在辽金元时期制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炎黄文化与中华意识——以辽夏金元时期为中心

辽夏金元时期是炎黄祖先内化为各民族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精神标识的关键时期。契丹和党项效法北朝,重塑或凸显炎黄祖先记忆,皆是中华意识形成的体现。女真、蒙古等民族在追溯族源和祖先时,不再刻意强调炎黄子孙身份,但他们都认同“中华”,继承炎黄以降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传统。辽夏金元以来,“中华”渐成为超越族属和血缘的、包含中国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各民族渐自觉意识到彼此皆为“中华”,“炎黄祖先记忆”或“炎黄子孙身份”,作为边裔族群形成中华意识的媒介作用或标志意义下降,“炎黄文化认同”“炎黄历史传统”开始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标识。这一时期的炎黄文化认同对明清两朝产生深远影响。明清政权渐抛弃“华夷之辨”观念,在承认民族多元的基础上,确立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华意识。炎黄祖先记忆亦为明清各民族、各阶层普遍接受。这些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自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汉文创作多元文学功能演进探析

文学的功能,通常是指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各种作用,是其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这种需要既包括迎合他者的意愿,也涵盖创作者本身的诉求。就诗歌而言,"诗言志"无疑是先秦时期关于诗歌本体和功能的最为普遍的认识,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最具有影响力的诗学命题。

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体系和规模演变

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和元代的衰落调整两个阶段。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城镇发展水平是比较落后的,虽然城镇数量在前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城镇规模普遍较小,特别是中等以上规模的城镇数量很少,并处于下降之中。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城镇数量的增加不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商品流通的需求增长所致,大多是出于军事或税收的需要而设。

辽宋金元时期葫芦形注壶比较研究

葫芦形注壶是葫芦形饮具中的常见的一种器形,在辽宋金元时期较为多见。在历史衍变中,葫芦形成为中原传统的器形,并在辽宋金元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模式、文化习俗、饮食方式和饮食器具组合的碰撞得到积淀和发展。通过这一时间段葫芦形执壶的比较研究,发现葫芦形执壶在结构形制上既具相似性又有区别性,探究出葫芦形注壶呈现出多种文化相渗的特色,是影响流行在辽宋金元时期的一种饮具,起初适用于北方民族的马上生活,并逐步适应了少数民族定居生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