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重访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中国问题

中国文化理念与实践是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密切关注的理论命题。斯迈思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两次调研,为其独特的传播理论谱系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本研究基于对斯迈思档案材料、调研笔记和未刊手稿的文本细读和知识社会学分析,以“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为线索,探讨中国问题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生成过程中的角色。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理论的历史性探索,不仅为斯迈思打开了理论视野,也成为其传播思想形成的关键线索,中国问题在其中扮演了从对象到坐标的历史角色,激发了斯迈思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内部重新思考文化的政治经济属性议题,促使他发生有别于其他任何同辈学人的“唯物主义”转型;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既包括他两度访华的经历、其本人深陷西方批判传播理论论战的曲折遭遇,也内在于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全球互动和理论对话脉络;斯迈思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所彰显的激进性,甚至撬动了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再度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本研究突破了“西方思想/中国实践”的二元论叙事,在西方批判传播思想内部讨论中国的历史角色及其理论意义,有助于为打开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灰色地带”提供实证支撑。

关键时刻的传播、技术和发展:重访达拉斯·斯迈思在中国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全球权力结构加速转型的关键时刻,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达拉斯·斯迈思半个多世纪前访问中国留下的丰富学术思想遗产对我们改变认知模式进而重塑整个知识体系有重大意义。本文聚焦传播、技术和发展问题,从社会主义历史、社会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想象三个维度讨论了斯迈思学术遗产对推动当下中国传播研究,尤其是对发展有全球视野和社会主义立场的中国自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启发意义。

读《依附之路》,谈中国道路——一部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经典的问题意识与当代价值

达拉斯·斯迈思于1981年出版的《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之作,也是一部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与传播实践作为其重要立论支撑的传播学经典著作。通过此书,我们能在理解加拿大及其意识工业如何成为美国附庸的同时,更深刻地体悟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性意义,辨析当下愈演愈烈的全球传播权力博弈。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在汗牛充栋的西方传播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其中文版今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对正在范式转型中的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

追寻传播的“另类现代性”:重读斯迈思的《中国笔记》

达拉斯·斯迈思被誉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抱着寻找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另类现代性'的想法,于20世纪70年代两度造访中国,就传播制度设计与大众媒体生态等重要议题开展调研,积累了大量日记、手稿、调研笔记和报刊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多部重要论著。中国之行不仅影响了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深刻地改变了其人生轨迹。通过梳理斯迈思的中国传播研究相关档案,可以还原这一段西方传播研究和思想史中尘封已久的'中国时刻',并为发展中国家继续探索'另类现代性'和建立更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提供思想上的启迪。

作为行动的受众商品论——斯迈思《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的历史性及当代意义

在当代传播思想的历史书写中,受众商品论被普遍描述为一种抽象的思辨哲学,这与理论的缘起——即理论最初被视为一种具有特定的政治指向和社会建构功能,因而作为一种实践哲学被历史性地提出——这一历史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重读理论创始人达拉斯·斯迈思的文本《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及其思想和社会语境,是还原理论的知识发生学,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活理论的政治动能的可行路径。将文本置于传播理论的整体脉络中考察可以发现,受众商品论存在严格的使用边界、历史条件和思想对象。斯迈思的理论想象同时建立在地缘政治中的西方和思想格局上的中国。毛泽东思想中对文化和政治的创造性论述,及其在中国社会主义传播实践中召唤的反霸权的行动主义,是理解斯迈思传播理论得以成型并最终落地于实践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