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对皇帝宗庙迁祧制度的背离与回归

周代建立的天子庙数制度及亲尽迁祧制度一直被后世奉为圭臬。清朝皇太极建太庙时将追封四祖直接供奉进了祧庙。清入关以后,太祖庙以降的皇帝宗庙是否亲尽迁祧,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是尊奉不祧的惯例:清前期皇帝因功勋卓著,宗庙均百世不祧,以致形成了历史惯性,后期皇帝虽惨淡经营,但同样获得了宗庙百世不祧的尊崇。另一方面又是试图建立迁祧制度的传统:康熙帝赞同宗庙迁祧,乾隆帝定原庙迁祧制度,道光帝首次提出宗庙迁祧,咸丰帝限定郊坛配位,光绪朝议制度化的宗庙迁祧措施。但直到清朝国祚终结,始终未能建立皇帝宗庙迁祧制度。

唐宋太庙形制流变考——杭州南宋太庙遗址解读

从唐宋太庙制度的礼制基础出发,考察唐宋两代因为政治传承不同而导致的太庙制度的变化,由此从史籍记载的建筑形式的一鳞半爪出发,开展唐宋太庙的建筑形制演变研究。继而根据形制研究的成果,结合南宋太庙遗址的考古发现,重新辨识杭州南宋太庙考古遗址,认识其与明清太庙的源流关系。

“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四)──于心有安:《茗洲吴氏家典》所见“神主”排列的昭穆含义

明清以来,礼学著作汗牛充栋,探讨神主祧迁的专著与论断不在少数,《茗洲吴氏家典》虽然只是明清之际安徽休宁吴姓宗族的一份普通的家乘,但在此著作中,它系统的论述了神主祧迁与昭穆制度的关系。更为难能的是,因为昭穆制在神主祧迁这一方面历代学者众说纷纭,《家典》的解说虽然也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家典》引入了明清以来礼学家关于"于心有安"的治礼观点,认为祧迁之制,庶几神人两无相怨即可,这种论断,可以视为昭穆制度在明清的递嬗。

朝鲜王朝宗庙祭祀礼制研究

有关朝鲜王朝宗庙礼制的基本格局在成宗时代的《国朝五礼仪》和肃宗时代的《宗庙仪轨》等文献中均有记载。宋代礼学,尤其是《朱子家礼》对朝鲜半岛影响深远,朝鲜王朝强调施行追荐当世王和开国太祖之"四代"祖妣的宗庙礼制(分别以单独建立的景灵殿和永宁殿来实现其奉祀),既符合朱熹《家礼》"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的规制,也与明代官僚和士大夫家庙的追荐世数相同。朝鲜王朝创建永宁殿以奉祀太祖的四代祖先考妣及历代祧迁诸王考妣之神主。其宗庙在祭祀诸先王考妣时于祭祀世数及祧迁之制上都充分顾及了与明廷的"宗藩"关系,以传统礼制中的"诸侯"之地位自律去规定和执行宗庙祭祀活动,但随着诸王世系的增加与繁杂,也不得不做出权变之法。燕山君时期"五代十一室"的祭祀世数规制乃是对"诸侯五庙"礼制的变通(将其中的"五"理解为"五代"),肃宗大王时宗庙奉祀"十二代十一室"王的神主——"十一室"的常数得以维持。朝鲜王朝的宗庙有祧迁之制,考查诸先王考妣的祧迁情况可以洞悉礼制与政治和人情方面的密切关联。

清代皇帝宗庙庙数制度探析

皇太极改元崇德之际,建立了清朝皇帝宗庙制度,但当时未有明确的庙数观念,将四祖置于祧庙,祧庙不是一室安置一代神主。顺治帝入主北京后,清廷全面承继明代太庙,太庙前殿、中殿、后殿功能仍沿明制,太庙中殿为九室,可容九庙,意味着清代承继了明代的九庙之制。清前期,太庙中殿九室未满,未建立皇帝亲尽毁庙制度。道光帝去世之前,太庙中殿已满七室,道光帝认识到应建立祧庙制度,以恢复天子七庙制度为由,提出自己驾崩后不祔庙,而这种建议违背礼制,根本不可能被执行。穆宗应祔庙时,太庙九室已满,而清代皇帝宗庙世世均不迁祧,不得不仿照奉先殿改制之法,将太庙中殿九室扩展为十七室,清代皇帝的宗庙庙数制度从九庙制度变成了群庙制度。

清代养心殿东佛堂祭祖研究

雍正年间,为纪念康熙帝,雍正帝改养心殿东西配殿为佛堂,并在东佛堂供奉康熙帝及雍正帝生母孝恭皇后神牌。乾隆帝登基后,将其上升为礼制,养心殿东佛堂正式成为供奉帝后神牌的原庙。养心殿东佛堂升袝帝后神主奉行的是"亲亲"原则:供奉的皇帝为当朝皇帝的祖父辈及父辈,为二亲庙祭祀格局,新的帝后神牌入祀,当朝皇帝高祖辈神牌依次迁祧到寿皇殿,配享的皇后是皇帝生母,而不一定是地位最尊贵的嫡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