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体验消费观的调节效应

本文通过1032份问卷调查数据,从消费数量水平、产品消费质量水平和消费幸福感3个维度,分析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考察体验消费观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产品消费数量水平无显著影响,对产品消费质量水平和消费幸福感正向影响显著;体验消费观对互联网消费信贷与产品消费数量水平影响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但对互联网消费信贷与产品消费质量水平、消费幸福感影响关系均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因此,应针对乡城迁移农民创新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充分满足其消费信贷需求,并通过线上线下的宣传与引导强化其体验消费观,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

农民工城乡迁移个人风险成本的构成——基于1012位城乡迁移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文章分析了农民工城乡迁移的个人风险成本构成,同时基于笔者主持的1012名城乡迁移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对农民工城乡迁移的个人风险成本进行了定量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农民迁移意愿模型——对广州的实证研究

基于行为地理学和经济学相关理论,依据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定量方法,对影响郊区农民迁移意愿的外在环境因素和内在自身因素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农民的迁移意愿模型。模型表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的迁移行为选择是理性的,农民是否迁移取决于能否获得预期迁移收益的最大化,而农民的最大化收益又取决于其所处的外在环境因素和内在自身因素的综合作用。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东298位农民的实证分析

基于广东298位农民的实地调研数据,在对影响农民迁移意愿的因素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SPSS16.0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列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城镇迁移意愿的因素按影响程度由大至小分别为:获得工作的可能性、所处区域、来自农业的收入、婚姻状况、年龄、教育程度。因此,为进城农民提供较健全的社保制度;创造城镇就业机会,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注重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农村区域自身城市化的作用成为广东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值得考虑的几方面。

农民工家庭迁移模式与消费支出研究——来自北京市的调查证据

农民工自1990年以来的大规模流动,跨越了城乡和区域,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本文运用844个农民工家庭的微观资料,通过区分不同的家庭流动模式——独身来京、家庭部分人口来京以及举家来京,深入分析不同家庭流动模式下的农民工的消费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迁移模式已经逐步取代个体迁移模式成为外出务工的主流,个体的转移支付和汇款远远高于家庭层面,而非举家迁移对老家的转移支付和汇款又远远高于举家迁移的家庭;家庭迁移者在孩子以及居住方面的消费较高,对于保险的需求也大于个体务工者。由于不完全的城市化,农民工尚未实现户籍身份的转换,自然也没能真正意义上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

广东城市郊区的农地流转与农民迁移

随着广东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城市郊区的农地流转与农民迁移呈现出普遍性与特殊性。其农地流转现状特征为:流转意愿较强,流转发生率较高;流转年限较短,流转价格较高;多种农地流转方式并存;规模化流转与细碎化流转并存;流转手续简单,规范性不高。其农民转移现状特征为:农民迁移方向多样化;主动迁移较多;以中青年农民迁移为主;出现农民迁移回流现象。农民迁移是农地流转的必然前提;农地流转不直接促进农民迁移。

农民工迁移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效应及区域差异研究

首先运用"农民工城市沉淀曲线"从理论上说明农民工迁移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效应及阶段性差异。然后以全国30个省(市、区)为数据样本,运用Eviews软件实证分析农民工迁移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效应及在各地区的差异,结果显示:这种效应就全国来说较弱,但在区域表现上有差异,即在东部不显著而在中西部非常显著。差异的原因就在于各地区"农民工城市沉淀曲线"的发展阶段有差异。据此,文章最后更具针对性地提出了东中西部差别化的农民工迁移及新型城镇化政策建议。

农民工迁移对城镇化的贡献、融城壁垒及消解路径分析

城镇化是推动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引擎之一,也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规划的战略发展目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农民工大规模地迁移到城市中,为城镇化的推进起了重要作用。但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面临着种种融城障碍,无法真正市民化,长此以往不仅会阻碍城镇化发展的进程,同时对构建和谐社会也存在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从户籍、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为其提供与城里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进而更好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农民工迁移非持久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家庭决策模式等影响农民工的持久性迁移决策。本文选择教育水平(表征人力资本 )、迁移距离和进城时间 (反映社会资本 )、迁入 -迁出地收入差距 (影响家庭内部劳动力区域配置 ) 4个变量 ,利用深圳市农民工持久迁移意愿调查资料、描述统计及判别分析技术 ,探讨了农民工自身因素与迁移行为的关系。基本结论是 :较低的受教育水平、较短的进城时间、较低的收入、较低地位的职业及工种、较差的居住社区环境 ,导致农民工的非持久性迁移取向 ;迁移距离并不是持久性迁移的主要障碍 ,迁移距离越远的农民工表现出的持久迁移意愿越强 ;

工匠培育对农民工迁移决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

提升农民工专业技能与培育工匠精神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研究利用2133份农民工调查数据,探索工匠培育方式对其迁移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内部培育方式使农民工更大概率做出回流的决策,而外部培育方式则促使农民工选择永久迁移;工匠能力的获得增加了农民工选择回流的可能,工匠精神的培育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工选择循环迁移和永久迁移的概率;工匠能力和工匠精神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在实证结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完善农民工工匠培育方式、推进城镇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农民工迁移行为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视角来研究农民工的迁移和流动行为运用地比较成熟,它对农民工迁移者迁移信息的收集、迁移决策的作出、迁移过程的顺利进行以及在城市的现代化背景环境下的生存乃至发展都有着较好的解释与运用。本文在关于农民工迁移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下,回顾了有关于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试图解释社会网络在农民工迁移过程中发挥着一系列持续、稳定、有效的作用。通过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迁移前的支持作用分析以及农民工迁移后社会网络的主动建构两个主要部分来说明社会网络之于农民工迁移行为的影响。

后疫情时代我国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浅析

从迁移农民和留居农民两个方面分析后疫情时代我国农民增收制约因素,指出增收路径和保障机制方面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并提出加快推进城乡公共福利制度改革、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建议。

中国农民工迁移的演进规律及其chows’断点检验

对农民工迁移演进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民非农业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工迁移正相关,农民非农业收入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农民工迁移发生的激励作用更大。通过chow’s断点检验,得出了以下结论:1994年是农民工迁移演进的节点;以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民非农业收入为因变量的农民工迁移演进函数在两个时期发生了变化;农民工迁移演进受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和制度变迁的影响。

城镇化中农民迁移与制度创新的实证分析

相关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是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推阻机制。众多学者已经证明 ,与二元户籍制度相关的系列制度安排是导致我国城镇化滞后和大量农村隐形失业人口存在的直接因素。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对城镇化中的制度创新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 。

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属性分析

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发生的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是我国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因迁移效应引发的风险正在成为我国婚姻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与社会治理中的新问题。尝试把风险与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结合起来,提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概念,并从未来性、不确定性、时代性、客观性、复杂性、关联性、传导性七个方面分析了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属性,为更好认识和防范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提供理论分析视角。

农民迁移权益保障制度建设——以成都改革为例的探索

能否切实保障好广大农民的迁移权益,关系到能否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以及能否推动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问题。从成都农民迁移权益保障制度改革特点和条件的分析来看,保留农民的土地权利对农民迁移权益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一元化户籍改革不一定会带来农民的大规模进城落户;逐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是保障农民迁移权益的重要前提。但成都模式在全国推广有一定难度,其他地区应当量体裁衣,分类改革。

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动态选择与农村发展关系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总体呈现不断外流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从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发达城市流动,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的同时,农村地区每户的平均劳动力却在逐年递减;不过,随着中西部地区吸纳农民工就业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农民工回流态势明显增强,农民工城乡间的循环迁移模式也受到一定冲击,2009年外出总人数降低了8.9%,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比例也降低了8.5%。相比之下,中部和西部吸纳外出农民工的人数分别比上年增加33.2%和35.8%,而占整体的比重,也分别比上年提高3.8%和4.8%。(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年度农民)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相较于东部地区仍然处于比较落后的程度,针对回流农民工进行的调查表明大部分农民工的回流具有短暂性,农民工再迁移现象还是比较明显。

农民迁移问题与城镇化

农民迁移问题总是伴随于城镇化左右,对城镇化进程有着深远影响。影响农民迁移意愿和决策行为的因素既有农民自身内在的价值因素,也有外部社会制度因素。文章对农民迁移决策行为影响因素和农民迁移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基于农民迁移意愿的城镇化政策建议。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民迁移意愿的研究及思考——以咸阳为例

基于农民迁移意愿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农民支持或响应城镇化建设。吸引农民迁移的主要因素为子女教育的改善及收入提高,影响农民迁移的因素是失去土地保障和进城风险。应重点加强对小城镇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重视公共政策的配套和扶持,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从而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

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与可持续发展

目前 ,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是向城市进行人力资源迁移 ,走城市化的道路。然而在城市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普遍存在被歧视现象 :讨工钱难 ;子女教育难 ;社会保障体系差等。这些因素大大地阻碍了农民工向城市迁移 ,妨碍了城镇化建设的进程。本文认为对农民工应予以人文关怀 ,培植新的人文精神 ,构建农民工人文关怀体系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