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

本文利用2006年北京地区1452名外来务工人员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迁移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决定迁移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而社会资本在总体中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笔者发现了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家庭关系与老乡关系对于女性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有显著影响。同时,我们还发现对西部地区的男性迁移劳动力而言,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够带来收入的提高。

迁移劳动力的能力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多维分析

借鉴以往关于个人可行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研究,结合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过程中能力贫困状况的分析,本文构建了劳动力个人发展能力形成的多维模型。研究发现:劳动力的个人发展能力是一种可培养的自发展综合能力,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学习和锻炼的能力积累,这种积累取决于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安排和分配。个人发展能力的贫困是城市中迁移劳动力市民化的根本障碍。能力的贫困一方面是迁移劳动力个人因素导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前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对迁移劳动力的边缘化,使得这一群体失去了应有的资源和权利。能力的提升实质上是个人权利和机会可获得性的增加,其中三个关键环节是技术学习、资源获得和权利赋予。除了人力资本投资外,迁移劳动力的能力建设需要从权利保障和资源赋予的角度去统筹考虑。

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就业身份与收入差异——基于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

由于受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约束,加上个体年龄、经验、技能、教育程度等的差异,农村劳动力会以多种方式在城市谋求发展,管理者、自我雇佣者、雇主都会成为其就业的出路。笔者利用对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的分析,多元回归的结果显示除性别、是否培训等因素外,就业身份是造成农村劳动力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雇主、自我雇佣者、管理者的收入都显著地高于务工者。要稳定地转移农村劳动力,应将外来劳动力纳入到城市的公共培训体系中,降低创业门槛,规范和减免税费负担,推进管理和服务的均等化和透明化,支持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以多种身份谋生和发展。

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课题组2015年的调查数据,使用ologit模型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对迁移劳动力的劳动保护、工资拖欠、迁移劳动力在迁出地的土地拥有情况、在城市的定居意愿以及身份认同等因素显著影响迁移劳动力就业满意度,而且分性别的结果分析显示劳动保护和工资拖欠等因素也通过检验。一方面,迁移劳动力在城市劳动权益保障仍然是影响其就业和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城市的融入问题以及在迁出地的原有经济水平也直接影响迁移劳动力对自身工作和社会地位的评价。

城市规模与迁移劳动力工作贫困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工作内容,这些对于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关键作用。但城镇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工作贫困问题对这一目标的实现构成了严重的现实挑战,其中,迁移劳动力工作贫困问题尤为突出。本文基于大城市迁移劳动力规模不断增加的特征事实,使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的微观个体数据构建迁移劳动力工作贫困综合指标,系统考察城市规模对迁移劳动力工作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生活成本与选择效应的情况下,城市规模扩大有助于缓解迁移劳动力工作贫困,而学习效应和厚劳动力市场效应是发挥城市集聚经济效应的两个重要渠道。为处理内生性问题和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工具变量回归、核心指标替换、受限样本回归及替换微观数据库等方法进行识别验证,结果显示上述结论稳健可靠。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女性、高技能迁移劳动力和迁移时间较长的劳动力能够从城市集聚中获益更多。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进高质量城市化进程和缓解迁移劳动力的工作贫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

城市迁移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社会保障问题的实证研究——以郑州市为例

目前城市迁移劳动力已成为中国劳动者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逐步解决城市迁移劳动力的社会保障问题,将是实现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由城乡分割的二元保障结构过渡到城乡一体的一元保障结构的重要步骤。文章对中部农业大省河南省省会郑州市城市迁移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的社会保障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了社会保障模式在制度设计和改革过程中,要注意选择保障方式的优先顺序,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等改善城市迁移劳动力社会保障状况的相应措施。

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收入差异比较研究——基于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统计分析

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培训、就业单位性质及就业身份构成了农村迁移劳动力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稳定迁移和较高收入,应消除基于户籍的劳动力歧视行为,将农村劳动力纳入城市就业培训体系,为个体私营经济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支持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以多种就业方式综合发展。

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迁移劳动力歧视工资决定机制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

文章从二元经济结构变动和区域差异的角度,研究农村迁移劳动力歧视工资的决定机制,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部门的农业收入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工资的决定有参照效应,而实际产出对迁移工资的促进作用发生偏离。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程度的恶化,参照效应和偏离效应随之加强,并且从整体上看,中国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受农业收入的影响最大。进一步对中国东、中、西部的回归发现,东部地区农村迁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对其工资收入的影响最大,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收入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最大,参照效应的强度存在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参照效应弱于中、西部,并且各区域要素回报率也存在差异,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最为突出,中部地区仅有物质资本通过检验,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和劳动的回报率较高。

城市迁移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城市迁移劳动力已经成为我国劳动者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逐步解决城市迁移劳动力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实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由城乡分割的二元保障结构过渡到城乡一体的一元保障结构的重要步骤。本文对河南省郑州市的城市迁移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社会保障状况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改善城市迁移劳动力社会保障状况的相应措施。

劳动力迁移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基于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劳动力迁移可改变迁入地收入分配机制,解决制造业技术创新资源投入冗余与产出不足矛盾,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结合新古典经济增长和新迁移等理论,实证检验劳动力迁移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可显著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人口集聚效应、知识溢出效应是劳动力迁移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关系的中介变量;劳动力迁移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干预均能增强劳动力迁移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但这一影响存在最优边界。

从劳动力迁移视角审视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的演化

人口迁移是促进农村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然而,鲜有研究从劳动力迁移视角审视中国的乡村如何从传统向现代演化。聚焦该议题,发现缺乏人口流动是传统乡村的典型特征,劳动力迁移使乡村原本可预期的以人情交换为主要特征的利益交换模式逐渐淡化,继而演化出以市场交易机制为主导的合作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维系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机制不再发挥作用,村庄剩余人口间的互助与合作、迁移群体与村庄的联系以及“城归”群体作用的发挥均受到乡村熟人社会规则的约束。构建合适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以及乡村剩余人口间信息对称的优势,促进农户间密切协作,是未来乡村治理的关键所在。同时,构建迁移人口与村庄的利益联结机制能够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可能。

数字经济、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文章使用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实证检验人口密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农村劳动力迁移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密度在数字经济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在经济发展环境越好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越强。

城镇化发展中后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年龄模式研究——基于迁移次序和队列差异视角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中后期,农村劳动力迁移呈现增速放缓以及回流趋势,在当前农村人口总量依然庞大、农业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仍存在较大差距的背景下,上述变化趋势显然有悖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框架下的劳动力迁移规律。基于迁移次序和队列差异视角,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二元选择模型和多层次APC—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理论探讨并实证检验我国农村劳动力初次迁移与回流再迁移、不同出生队列劳动力初次迁移的年龄模式差异,以期深入理解劳动力迁移规律并准确研判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第一,回流劳动力的再迁移意愿显著大于从未迁移劳动力的初次迁移意愿,在20—45岁的中青年劳动力群体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第二,我国农村劳动力初次迁移行为具有典型的年龄特征且存在明显的队列差异,越晚出生队列初次迁移率与年龄倒“U”型关系越显著,尖峰态势越明显。为推动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促进城乡统一劳动力大市场形成,建议应重点围绕提升农村人口自然增长水平、加强中青年劳动力迁移稳定性以及挖掘农村中老年劳动力迁移潜力制定适应性政策。

劳动法学社会视角下的劳动力迁移和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本文从劳动法学的社会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劳动力迁移与社会保障问题。研究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多元化研究方法,通过数据采集、案例分析和比较法研究等方式,系统分析了我国当前劳动力迁移的概况和存在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我国正在努力迈向更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因为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因素,劳动力迁移者的社会保障状况依然存在一定问题。对此,该文从劳动法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策略和建议,旨在增强我国社会保障系统的公平性和包容性,从而更好地保障迁移劳动力的权益。本文的研究结果有望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推动劳动力迁移和社会保障问题解决的进步。

文化差异、就业平等性与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一个同时考虑非货币效用的分析框架

中国东北地区先行出现人口负增长,劳动力跨省迁出规模较大,而另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跨省迁移却很少,这无法简单地用劳动力迁移规律解释。本文同时考虑迁移的货币效用和非货币效用目标,拓展了托达罗模型,构建了一个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的决策分析框架,从区域间文化差异与就业平等性差异视角解释上述现象,并基于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利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两两配对构建农村劳动力省际迁移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同时追求非货币效用的假设能有效解释经济欠发达地区跨省迁移少的现象;(2)就业平等性对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的重要影响能有效解释东北等地区劳动力大量外迁现象,它不仅影响劳动力工资水平、就业概率、岗位选择与晋升,也影响其迁移的非货币效用;(3)在控制经济水平和就业市场容量等因素后,以平等就业环境测度的区域就业平等性差异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从就业平等性低的省份迁往就业平等性高的省份。

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城乡居民健康人力资本差异

基于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选取自评健康、患慢性病、门诊就诊和住院情况等作为健康的衡量指标,实证分析了农村留守人员、农村迁移劳动力以及城镇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差异,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健康选择效应以及迁移经历对健康的损耗效应。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同时存在健康选择效应与健康损耗效应,并且二者共同作用会对城乡居民的健康差异产生影响。相对于农村留守人员来说,农村迁移劳动力综合健康水平更差,自评健康水平更低,慢性病患病率相对更高,而城镇居民则具有显著的健康优势。综合来看,流动经历或流动的生活方式可能会扩大中国城乡居民的健康差异。为保障人民健康,改善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资源分配等多种途径缩小城乡居民的健康差异。

劳动力迁移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利用1990、2000、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匹配城市层面经济社会指标,采用工具变量法从地级城市“市辖区”层面考察劳动力迁移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显著提升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在利用普查数据修正传统基于户籍人口统计的劳动力投入数据偏差后,提升效应更为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劳动力迁移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要强于资源型城市,在西部城市要强于东中部城市,在时间上呈现先增后减趋势,在大规模城市比中小城市更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劳动力迁移可以通过集聚机制、创新外部性和专业化分工渠道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城市管理者应充分创造条件吸引迁移劳动力,发挥迁移人力资本对城市效率的积极作用。

相对收入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来自河南陕西两省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6—2018年在河南省和陕西省收集的返乡农村劳动力整村全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方向不同。在控制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等因素的条件下,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再迁移意愿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必要的政策改进在于:持之以恒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落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面向农村农民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力度;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关注农村特殊困难群体。

新时期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探究

我国新时期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及城镇化的发展,提升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导致农村难以消化剩余劳动力,亟需推动劳动力有序迁移,提高城镇化质量。为此,笔者以农村劳动力迁移概述为切入点,阐述了农村劳动力迁移主要受到农民收入、受教育程度、城镇建设、家庭成员的影响,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优化政府政策、建设就业平台、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城镇包容性等措施,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实现农业迁移人口市民化。

边疆民族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与劳动力迁移:桂西地区实证经验

经济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实现人的发展。当前,国内劳动力市场存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虹吸效应”;在此背景下,持续推进“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政策是否在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地区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改善地区社会基本面貌之外,对劳动力产生相当程度的吸引并促使其回流,值得回顾与展望。本研究基于劳动经济学科理论并结合人口学、民族学,运用实证方法就桂西地区劳动力迁移的内外因素做深入分析,得出户口类型、赡养抚养情况、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熟练程度是影响地区劳动力迁出的内部因素,收入与福利、亲人朋友的地理距离是外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