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及其分析视角

作为在婚姻风险和迁移风险叠加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新的风险类型,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是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的各种因素与属性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可能引发的事件给个体、家庭、社区与社会带来损失的不确定性。从社会变迁视角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产生具有必然性;从多重属性视角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具有自身的本质性;从要素构成视角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呈现系统性;从危害性视角分析,应构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防范机制。

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属性分析

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发生的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是我国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因迁移效应引发的风险正在成为我国婚姻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与社会治理中的新问题。尝试把风险与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结合起来,提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概念,并从未来性、不确定性、时代性、客观性、复杂性、关联性、传导性七个方面分析了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属性,为更好认识和防范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提供理论分析视角。

关注迁移婚姻中的外省姑娘

经统计，安徽省是云南、广西、贵州和四川籍女性通过成婚这一途径流入数量较多的省份之一，然而目前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仍是一个盲点。根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国际劳工组织、英国救助儿童会的倡议和课题安排，我们对流入安徽省的云、桂、川、黔姑娘的婚姻和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

青年人口省际婚姻迁移的空间选择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2010年六普人口数据,解析了我国青年人口群体婚姻迁移的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发现:婚姻净迁出相对集中在中西部省份,呈现团块状特征;东部省份为净迁入地区,均为经济发达省份。东部省份不但吸聚流入者,也抑制了人口外流。北京和上海是我国青年人口婚姻迁移的强势吸引区域,安徽和江西是强势扩散区域。经济因素对婚迁空间选择具有正向作用,社会、文化、空间与气候因素对婚迁呈多维影响。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人口的成因及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批中国西南地区的农村女性青年远嫁到东部较富裕的地区。这不仅打破了迁出地、迁入地的性别比平衡,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就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成因与影响初步探讨的结果。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社会适应差异性研究

在社会流动背景下,因婚姻的缔结而产生女性人口迁移现象越来越普遍,但婚姻迁移女性并非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她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根据迁移目的和迁移过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传统型、回迁型和双迁型三种类型,三种类型的婚姻迁移女性在一般特征和社会适应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

四川盆地农村人口婚姻迁移空间演变分析及对策探讨

婚姻迁移是我国农村人口迁移的重要方面,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农村人口的婚姻迁移具有不同的空间特征,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根据实地调研资料分析四川盆地农村人口六十余年来婚姻迁移的空间演变情况,发现婚迁距离总体呈逐年增大的趋势,受教育程度和婚前从业状况对其婚迁距离有较明显的影响,经济动因在婚迁地域选择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农村人口婚迁空间演变带来的影响中积极性与消极性并存,从宣传引导、政策调整、经济扶持、教育培训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措施。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9省调查的发现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婚后面临全新的生活环境,其社会融合状况直接关系到个体发展及农村婚姻家庭的稳定。利用2014年中国9省"婚姻迁移与农村女性发展"的专项调查数据,对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行为融合、心理融合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婚姻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现状并未体现出明显的弱势性;个人层面和社区层面的因素对社会融合均有显著影响。远距离通婚、方言掌握较差和受歧视女性的社会融合较差;个体特征如教育程度较高、从事农业、无打工经历、收入较低的女性以及婚龄时间较长的女性行为融合或是心理融合程度较高;社区层面仅人均收入较高村子的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程度较高。此外,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行为融合会对心理融合产生正向影响。

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婚姻迁移研究——对豫北R镇的调查

女性婚姻迁移是一种以婚姻作为手段的人口流动,而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婚姻迁移则是一种以(实现)婚姻为目的的人口流动。其流向是从交通不便、经济欠发达的村庄迁往交通便利、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庄或者城镇,其本质是婚姻挤压背景下,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为了增加交换资源以实现婚配而被迫采用的一种策略。该现象将长期存在,且容易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何妥善预防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外来人口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珠三角某地区为例

婚姻迁移是人口迁移的一个方面,且增多趋势愈见明显。动机研究是人口迁移相对集中的关注问题。但是关于以迁入地为基点对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以某地区为例,研究其外来人口中婚姻迁移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户籍、经济、就业和城市适应五大因素,并引入logistic模型对测量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对婚姻迁移的贡献最大,除了就业因素外,其他因素的贡献相似。尤其指出的是随着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程度提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将会增加。由此说明,外来人口城市生活的再社会化程度将为他们的社会融合奠定基础。

社会性别视角下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

近30多年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一些傈僳族妇女,因婚姻原因迁移到省外。这些跨省婚姻迁移妇女到省外后,其生活及命运却各有不同,但多数遭遇各种困境。这些困境,折射出边疆少数民族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不适应与艰辛。

关于打工妹婚姻逆迁移的调查

由于制度与自身的原因 ,很多在城相恋的农民工婚后回到了农村 ,文章根据打工妹的婚后生活状况把打工妹的婚姻逆迁移分为四种类型 :安居乐业型、外出型、女方外逃型、女方自杀型。通过对这四种类型的描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婚姻逆迁移进行理论探讨。从宏观上看 ,城市化、工业化是不可逆的现代化趋势 ,在此背景下 ,与城市化、工业化相悖的婚姻逆迁移必然整体上充满被动和凄凉。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男女双方婚前信息交换的完全性、婚姻迁移和社区迁移的同步性也是影响这些婚姻迁移者婚姻质量的关键变项。

个体经济地位、婚前家庭经济差异与婚姻迁移

婚姻迁移是通过婚姻途径发生的并伴随户口变更的人口迁移。我国婚姻迁移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婚姻迁移受性别、出生地、出生年代的影响,初婚年龄的队列差别对婚姻迁移同样存在影响。个人经济地位,即个人年收入越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婚前男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更高,女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西南少数民族婚姻迁移问题研究

从"五普"人口统计数据中看到,出生性别比升高后,逐渐突出的婚姻挤压问题引发了西南少数民族妇女的婚姻迁徙,这种迁移打破了地区间的性别比平衡。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等作为负面资源影响了西南少数民族男子在婚姻市场上的配偶供给,使得部分少数民族社会面临更大的婚姻挤压和其他社会问题。

大城市婚姻迁移的区域特征与性别差异——以广州市为例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婚姻迁移状况的描述,发现同中小城镇或农村社区相比,大城市的婚姻迁移状况有着自身的显著特征:婚姻迁移并非农村女性进入该类大城市的跳板,更多的婚姻迁移者来自城镇。而婚姻迁移人员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教育程度和收入上不仅超过其他迁移人口,也高于广州市整体水平,而且在职业获得和工作单位方面优势明显。

人口流动进程中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的发生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范围内发生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是我国人口流动进程中产生的特殊婚姻迁移模式,其发生的机制复杂多样。从人口流动引发的选择结婚对象的空间范围发生的巨大变化、追求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得到年青人的普遍认同、外出务工经商的未婚青年男女正处在婚恋的最佳时期、农村女性婚姻自主意识增强、外出务工期间的艰难生存状态、性观念和性行为的逐步开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代交通与通讯的便捷、婚姻自由权和女性的权益得到保护、户籍制度变革等方面分析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的发生。

我国人口婚姻迁移的宏观流向初析

一、我国婚姻迁移近况婚姻迁移是人类迁移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传统社会中,婚姻迁移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婚姻迁移仍是我国人口迁移、尤其是农村或近距离迁移中的重要类型。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在1982—1987年的省内迁移中婚姻迁移占30.8%,省际迁移中婚姻迁移占15.5%,199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1985—1990年省内跨县市迁移占全部迁移数的14.3%;省际迁移中婚姻迁移占14.2%。省内迁移由于口径不同而无法比较。从省际迁移的情况来看,虽然八十年代后期婚姻迁移的比重较八十表1

目前中国女性婚姻迁移的态势和特点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从1985年至1990年全国直接报告以婚姻为动机的女性迁入者共4325747人,占同一时期女性迁入者总数的28％和全国迁入者总数的12％。因此,无论从婚姻迁移问题的复杂性来看,还是从女性婚姻迁移者所占的绝对及相对数量来看,从女性研究的角度来深入分析中国婚姻迁移的态势和特点都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基于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一些典型调查资料,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女性婚姻迁移态势、特点及婚姻过程中存在的性别问题及社会影响。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提升的对策思考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婚后必须面对新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情境,她们婚后的社会融合会面临很多挑战与不确定性。如何提升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社会融合已经成为我国当前人口流动进程中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要达成良好的社会融合,政府、迁入地社区及其居民、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本人及其丈夫与家人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