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研究——以“皮村”乡城迁移者为例1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日渐普及,乡城迁移者也逐渐利用社交媒体构建起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共同影响着农民工的自主意识与身份认同,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是这一过程中或隐性或显性的重要因素,成为乡城迁移者获取生活、工作资源的途径。本研究立足社会资本理论,剖析位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乡城迁移者聚居地的皮村中乡城迁移者社交媒体的建构及其嵌入的社会资本和身份认同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帮助乡城迁移者构建了社会关系网络,扩大了社交圈子。然而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现实安排,社交媒体及其嵌入的社会资本未能带来乡城迁移者身份认同的改变。身份认同更有赖于法律地位的赋予而非心理的认知。

关系网络:少数民族迁移者城市就职中的社会资本

作者回顾了学界对社会关系的研究,通过对在北京市和深圳市200多位少数民族迁移就业者的问卷和访谈调查,指出了人们的迁移就业过程分3个阶段并在其中运用了不同的关系网络组合。

朝鲜移民与韩国迁移者比较分析

通过回顾朝鲜移民向中国东北地区的迁移史,分析了从清朝末年开始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朝鲜移民潮,总结了朝鲜移民潮初始期、难民期和移民期的特点,根据建国后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分析了朝鲜族人口数量及分布变化;中韩建交后伴随着韩国对华投资的增长,越多来越多的韩国迁移者出现在中国大陆,进而形成被称为"韩国城"的族群飞地;从迁移时间、居民身份、流入区域、居留比率、迁移动机、迁移类型以及对移入地经济的影响七个方面比较了朝鲜移民与韩国迁移者的迁移特点。讨论了韩国人"身份"认同对其社会网络的影响及韩国人与朝鲜族的互动特点。

迁移者的角色定位研究及政策思考

本文就劳动力迁移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劳动力迁移者的角色定位。文章分别把迁移者定位于劳动力的供给者、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和地区商品的消费者。文章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各角色定位的模型,然后通过分析找出目前中国可能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文章结论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阻碍劳动力迁移的根本原因,在逐步放松户籍管理制度的同时,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是我们制定所有政策的根本。

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的政策思考——基于迁移者角色的定位研究

本文就劳动力迁移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劳动力迁移者的角色定位。文章分别把迁移者定位于劳动力的供给者、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地区商品的消费者和家庭的生产者。文章在每一部分,首先介绍了各角色定位的模型,然后通过分析找出目前中国可能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文章结论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阻碍劳动力迁移的根本原因,在逐步放松户籍管理制度的同时,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是我们制定所有政策的根本。

迁移者的空间选择机制分析——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

迁移者自由流动并聚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经常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在迁移者的空间选择聚集这种现象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经济学可以解释的经济关系和逻辑。人力资本积累与流入地工作的匹配程度决定了流动的方向,社会资本存量决定了其集聚的程度。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资本依赖度在迁移者流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低人力资本积累的人对社会资本的依赖性更强。

终生迁移者的落叶归根倾向及其认知心理学的解释

随着我国区域间和城乡间人口迁移持续地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远离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区 ,并由此产生了适应性的问题 ,这也给社会保障提出了新的问题。落叶归根倾向主要来自于人在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记忆保持程度的差别 ,认知心理学可以解释终身迁移者返回出生或成长地的倾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问题的现象 。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提升的对策思考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婚后必须面对新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情境,她们婚后的社会融合会面临很多挑战与不确定性。如何提升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社会融合已经成为我国当前人口流动进程中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要达成良好的社会融合,政府、迁入地社区及其居民、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本人及其丈夫与家人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迁移者的悲歌——评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

白先勇用其悲天怜人的大椽之笔深入到"台北人"悲苦的现实命运中,在今昔荣辱、物是人非、命运无常的变迁中,表达了人世沧桑的悲凉之感、历史兴亡的伤怀之情,为这些"台北人"和逝去的时代唱出了一曲无尽哀婉的悲歌。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文化融合实证研究

自行编制"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文化融合调查问卷",施测1011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文化融合总均值未达到较好水平,是否有孩子、经常居住地、是否与公婆同住、婚龄、婚迁距离、对迁入地自然环境的适应、是否思考过婚迁困难、是否努力面对困难、是否有迁入地朋友、回原生家庭情况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文化融合;婚迁至外省与本省内婚迁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文化融合的"语言"、"饮食"、"风俗习惯"三个因子差异均具有显著性,常年在迁入地居住与常年不在迁入地居住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文化融合的"语言"、"饮食"、"风俗习惯"三个因子差异具有显著性,目前在工作的与目前不在工作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文化融合的"饮食"、"风俗习惯"二个因子差异均具有显著性。

基于因子分析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聚类研究

在自行编制"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对1011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进行测量,运用聚类统计方法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的经济融合、社区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共四个维度的不同因子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的经济融合、社区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四个维度的不同因子呈现差异显著的五种类别,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呈现多样性,因此提出从多方面提升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社区融合水平。

国际迁移中的经济动机与社会资本——基于丹东市韩国迁移者的质性研究

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及社会网络理论出发,借助社区研究方法,考察中韩建交后出现的韩国迁移者现象,通过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界定,探讨韩国迁移者的经济动机及社会资本特点。

我国非永久迁移者边缘化问题探讨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大量非永久迁移者(农民工)涌入城市,其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及经济问题,其中非永久迁移者边缘化问题尤为突出。本文通过对我国非永久迁移者边缘化的表征及社会影响进行分析,认为彻底解决农民工边缘化问题关键是必须促进其向永久性迁移转变。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区融合的基本状况及影响因素探析——基于1011名调查对象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自行编制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区融合调查问卷"对1011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进行测量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社区融合没有达到较好水平;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心理融合的因素呈现多样性,目前是否在工作、房子类型、公婆是否同意外娶、婚龄、城乡、是否适应迁入地自然环境、是否了解丈夫家庭、迁移是否有遗憾、是否考虑到迁移困难、是否有困难、面对困难是否积极、回娘家情况、娘家人来婆家情况、迁入地是否有朋友等因素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区融合有显著性影响。应从多方面提升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社区融合水平。

迁移者的悲歌——评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

白先勇用其悲天怜人的如椽之笔深入到"台北人"悲苦的现实命运中,在今昔荣辱、物是人非、命运无常的变迁中,表达了人世沧桑的悲凉之感,历史兴亡的伤怀之情,为这些"台北人"和逝去的时代唱出了一曲无尽哀婉的悲歌。

迁移、失业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什么农村迁移者的失业率很低?

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本文比较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失业率差异。这种差异可以归因于城乡劳动力的流动性、供给特征 ,以及市场分割等因素。农村劳动力在非国有部门就业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但他们的低工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低劳动权益保障联系在一起的。

家庭为中心的迁移及提高迁移者家庭福利的政策分析

新世纪以来,家庭化迁移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态势。有关研究的关注点需要从重视劳动力迁移为主过渡到以家庭为中心的迁移研究。迁移者的家庭生活和迁移过程形成紧密的互动:一方面,迁移是内嵌于家庭体系和家庭过程之中的,“家庭理性”是迁移决策和迁移行为的重要决定机制;另一方面,迁移过程作用于家庭,可能造成家庭分离的增加,迁移作为生命事件也会影响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发展过程,从而对家庭成员的福利和发展产生影响。当前的社会政策多是基于劳动力迁移做出的,家庭迁移实际上很少进入相关政策制定者的视野。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制度建设时,要完善“家庭友好”的迁移政策,同时要注重迁移者家庭整体福利、家庭发展能力和应对风险能力的提升。

澄海县人口国际迁移中男女迁移者特征的比较分析

广东汕头市的澄海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著名侨乡。在十九世纪中叶起的一百年间,曾形成人口国际迁移的高潮。这一迁移过程,对迁出地和迁入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建国后,澄海的人口国际迁移仍有继续,并且具有一些新特点。本文在澄海1950—1979年国际迁移总体调查材料的基础上。

从农村走向城市,迁移者会更幸福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从农村走向城市,乡城迁移者的主观幸福感不仅关系到自身福利还关系着我国城镇化进一步的推进以及质量的提高。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采用有序概率模型研究发现,分析乡城迁移对迁移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需要考虑迁移者城市户籍获取情况。未获取城市户籍的乡城迁移并未显著改变迁移者幸福感,而取得城市户籍的乡城迁移显著增加迁移者的幸福感。通过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差异分解发现,取得户籍的乡城迁移者幸福感高于其他群体主要是由于收入效应、机会不平等、对未来经济社会地位预期、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因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