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咏史诗看柳宗元与白居易迁谪心态的差异

同为中唐时期的大诗人,柳宗元在贬官永州之后显得忧悲憔悴,酸楚凄恻,而白居易却能够随缘自适,自我开解,并最终从遭受贬官的打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表现出一种旷然适性、自得其乐的迁谪心态。二人在咏史诗中表现出了对待历史与人生的不同态度,从中可以看出造成他们在迁谪心态上的这种差异的一些原因。

宋代士人的迁谪心态与迁谪词风

以白居易在面对迁谪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旷达自适心态为标志,中国古代士人对待迁谪的意识态度从中唐时期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向。宋代士人的迁谪心态即深受其影响。以苏轼为典型的很多宋代士人正是朝着这一趋向而表现出了达观超旷的迁谪心态,由此也使得宋代的迁谪词在总体上呈现出了旷放达观的风貌。

白居易与苏轼迁谪心态之异同

《琵琶行》《赤壁赋》分别是白居易和苏轼的贬谪期间的代表作,本文以二者为载体,对比研究了白、苏两人在贬谪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背后的原因。《琵琶行》通过“琵琶女自述”的方式含蓄透露了白居易因外放迁谪而产生的强烈落差和挥之不去的京城之思,《赤壁赋》则以“主客问答”的方式委婉展现了苏轼战胜人生巨变的过程,体现了其圆融通达的心态。总体来说,两人在迁谪历程中均经历了艰难漫长的心态转变过程,其中白居易更在意宦海浮沉,而苏轼则以顺处逆,实现了自身的超越。

三教融摄与宋代士人的迁谪心态——以苏轼为中心的考察

"三教合一"是宋学最为显著的特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宋代士人对儒、佛、道三教人生哲学兼摄、融会,形成了一种宽厚而灵活、执著又通达的处世心态和人生哲学。与"不善处穷"的唐代谪臣如韩愈等相比,宋代士人在谪居期间,往往能积极吸纳佛、道思想中利于精神超越、利于生存需要的合理因素以涵养自己对抗苦难、摆脱困境的文化人格,保持一种稳定、平和、旷达、不走极端的心态,随遇而安,顺适无闷,坦然应对官场的失意和人生的挫折,不介怀于个人之穷通得失、祸福生死,平稳度过这段人生低谷期。

苏轼《贺新郎》作时与作意综述

苏轼《贺新郎》的创作时间与意图,历来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关于其创作时间,有杭州通判任上作、任翰林学士时作、杭州知州任上作、某次贬官之后作、谪居黄州时期作、谪居惠州时期作等六种观点;关于其创作意图,有为官妓秀兰而作、为侍妾榴花而作、万顷寺纪游而作、为侍妾朝云而作、寄托身世之感作等五种观点。纵观古今评论者诸种观点,以谪居黄州时期寄托身世之感而作最为切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