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过失论与人工智能过失刑事风险的规制

随着人工智能逐步应用于各领域而产生的过失刑事风险逐步增多,为刑法该如何进一步应对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分析人工智能的属性可知,它并不具备人类的'意志自由能力'。在我国立法尚未确立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之前,现阶段承认其具有犯罪主体资格为时尚早。随着现代科技风险的逐步增加,在理论径路上可以引入新过失论,如此不仅能够确保科技发展,而且通过新过失论成立要件的双层判断,不至于使科技发展止步于刑法对风险的不正当干预。针对医疗领域以及交通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而产生的过失刑事风险,应当具体判断客观的注意义务以及主观的注意义务的内容,进一步限缩其过失犯的成立范围。此外,如果存在信赖原则的适用空间,则应彻底否定行为人成立过失犯罪。

新过失论对我国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完善的影响

刑修(八)对重大环境污染罪进行修改,通过实行行为前置使该罪由结果犯变为危险犯,由过失犯变为故意犯,虽然强化了对环境污染犯罪的刑法规制,但依照我国刑法贯彻的旧过失论,没有惩处过失危险犯的空间,因此仍然存在环境法益刑法保护不足与环境污染犯罪化需求间的矛盾。有必要借鉴德日刑法中通行的新过失论,强化风险社会中行为人的结果避免义务,为惩处环境污染犯罪的过失犯提供理论支持。

监督过失论略

监督过失理论是新兴的过失理论。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使人们感受到科技文明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切实感受到因科技误用、滥用导致公共安全事故所带来的威胁。在此语境下,监督过失被引入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之中。通过对监督过失理论的概念、性质、类型与成立要件的考量,监督过失理论还存在颇多的争议。在我国刑事立法中,虽然不存在监督过失责任的规定,但在相关条文中隐含着监督过失的因子。为了社会公共安全,有必要对监督过失理论进行探讨。

监督过失责任限制论要——基于新过失论的耦合式架构

作为过失犯的特殊形态,监督过失在其责任认定上呈现出一定的泛化倾向,特别是在处理严重的责任事故时,被追责主体链的过于延伸,不仅有违刑法的谦抑品性,更令其罪责追究的正当性存有非议。为限制监督过失责任,有必要以新过失论作为其过失犯理论基底,在通过"被允许的危险"和"风险分配"理论对监督过失客观注意义务展开构造性限定的同时,权衡并依据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信赖关系限缩监督过失责任中的负有监督义务者对危害结果的主观注意义务。

“悲剧过失论”在《雷雨》中的体现

《雷雨》是剧作家曹禺先生的代表作品,这部剧叙述了两家人长达三十年的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的腐朽与顽固的同时,更加深入地反映了时代及社会问题。曹禺先生深受古希腊悲剧的影响,其作品的主题内容与创作手法几乎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所阐释的理论“悲剧过失论”相吻合。因此将从《雷雨》这部话剧中的情节设置、人物性格分析以及人物与情节关系三个方面来论述在话剧中是如何运用和体现“悲剧过失论”的。

监督过失论中信赖原则适用问题探究

转型时期的中国公害事故频发,监督过失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此类事故的追责过程中,克服了传统过失理论面对公害事故时对上位者无力追责的尴尬局面。同时应当看到,监督过失责任具有间接性、回溯性的特征,若不能合理的限定其成立范围,就易形成无限回溯,过于扩张处罚范围的后果。应积极尝试将信赖原则引入监督过失理论领域,并合理搭建信赖原则的适用条件,以期克服监督过失责任泛化的理论危险性。

论风险社会中交通安全的刑法规制——以新过失论为视角

交通过失犯罪是风险社会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交通过失犯的本质是对结果回避义务的违反。违反注意义务分为违反外部的注意义务和违反内部的注意义务,违反外部注意义务是违反内部注意义务的前提。信赖原则的意义在于限制和缩小过失犯的成立范围,最大限度的扩大行为人的活动效率。对结果回避义务、注意义务、信赖原则的正确理解,能够很好的限制我国目前对交通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

缔约上的过失论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须大力加强对合同行为的法律调整,已成共识。而对作为合同基础行为的缔约行为,我国立法的规制却相当欠缺,理论研究中亦受漠视。笔者拟对缔约上的过失进行粗浅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过失速重新定向机动过程气动特性建模

以过失速重新定向技术为基础的自翻转越肩飞行器与传统越肩发射飞行器相比,具有响应时间短、机动性能高、射程远等优势。本文针对飞行器过失速重新定向机动过程,基于CFD动态计算数据分析了该过程中的飞行器气动特性,通过改进微分方程模型成功描述了机动过程中的迟滞环效应,同时验证了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方法在此建模问题中的适用性。本文的建模方法可以准确捕捉飞行器过失速重新定向机动过程中的非线性非定常气动特性,为飞行器过失速重新定向机动控制律设计提供模型基础。

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包括过失”——层级罪过说之提倡

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主要有故意说、混合罪过说和择一罪过说。各种学说从不同角度对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均存在不足。不论从刑法相关条文的客观含义还是污染环境罪的处罚必要性来看,均应当将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解释为“包括过失”,而且过失与故意之间系层级关系,即故意是建立在过失基础之上的、更高层级的罪过形式。此种解释结论所引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根据罪过形式的不同实现刑罚个别化,进而贯彻罪刑相适应和责任主义原则。为此,应当提倡根据故意从重处罚,即将故意的功能拓展到量刑领域。此解释结论可以运用于指导所有罪过形式“包括过失”之具体犯罪的量刑。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创设与再发展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条第1句创造性地规定了第三人责任类型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在法律适用时,要结合《民法典》第500条,并准用《民法典》第509条,承认第三人也应当负有合同前的保护义务。第三人责任的成立以违反先合同义务为前提,第三人原则上承担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在第三人欺诈的情况下,还可能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并且在刑事追缴、退赔之外也可能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条第2句的但书规则,排除了非真正的缔约过失责任类型以及侵权责任属性的缔约过失责任类型,但在体系上仍保持一定的再发展的可能性,第5条第1句规定的第三欺诈人、胁迫人责任可以类推适用到“引发信赖、影响缔约”的第三人责任类型。

危险作业罪罪过形式的确定——过失危险犯理论的再思考

危险作业罪作为新增罪名,其主观罪过存在着过失说、故意说以及混合罪过说之争。危险作业罪罪过争议问题是过失危险犯理论争议问题在具体各罪上的表现,对过失危险犯理论的正本清源是解决危险作业罪罪过问题的必要条件。过失危险犯否定论者所认为的过失危险犯无法律明文规定、有违结果过失原则、与司法实践相冲突以及无益于犯罪人的特殊预防等理由是存在可商之处的。在刑法中设立过失危险犯,既满足社会治理的需要而具有目正当性,也有助于规范司法实践而践行刑法的基本理念。在承认过失危险犯的基础上,无论是通过主观主义刑法解释还是客观主义刑法解释,都能得出危险作业罪主观过为过失的结论。

过失危险犯之规范构建

基于过失危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法的保护机能,我国刑法中出现了过失危险犯的立法例,但过失危险犯仍然有待在规范层面上予以进一步展开。在过失危险犯的规范构建中,应遵循刑法谦抑原则、比例原则、体系协调原则等,罪行构造上应注重保护法益限于重大公共安全、行为危险与行为客体危险并存、注意能力和注意义务限定、违法故意与结果过失共存等方面,且应注重法定刑配置的轻缓化。

合同法与有过失规则的目的解释——以“过错”认定为中心

合同法与有过失规则中过错的认定仰赖于对规则的目的解释。从合同法对当事人的履行利益、信赖利益和固有利益的保护来看,与有过失规则有三项规范目的:敦促当事人通力合作以助履行;指引当事人在合理信赖的基础上行事;保护当事人对相对方自我保护固有利益的信赖。在规范目的指引下,与有过失规则中的过错可以类型化为三种:未能履行履约相关的协助义务、未能在合理信赖的基础上行事、未能尽合理注意照顾自己的固有利益。在特定保护政策排斥与有过失规则的规范目的时,与有过失规则的适用应进行目的论限缩。在法律技术上体现为过错的否定,主要有两类情形,即受损方欠缺保护自身的能力、违约方相对于受损方更能避免损害的发生。在前者中,可以适当降低合理注意的标准,否定过错的成立;在后者中,考虑受损方有时依赖于相对方的知识经验,受损方与有过失成立应以相对方已尽相应的告知义务为前提。

基于MPL-CS自适应反步法的过失速机动控制

超机动能力仍是未来飞机的重要性能指标,而过失速机动控制的效果将成为决定近距空战胜负的关键。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最小参数学习和布谷鸟搜索(MPL-CS)的自适应反步法的过失速机动控制方法,以解决先进布局飞机过失速机动中严重的非线性、耦合性和迟滞性等导致的鲁棒性差和控制精度低等问题。首先,基于一套完整的先进布局飞机缩比模型大振幅振荡风洞试验数据,在给定的建模精度目标下,通过改进极限学习机(ELM)方法,建立了大迎角下先进布局飞行器精确的非定常气动模型。其次,设计了一种基于MPL的自适应反步法,以减少需要优化的参数数量。在不确定性和模型扰动的影响下,结合串接链分配方法完成了分配设计。基于CS方法对MPL下自适应反步控制律的关键参数进行了优化。最后,经典的眼镜蛇机动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的控制精度高于传统的基于MPL的自适应反步方法,且充分考虑了工程的实际需求,控制精度高、鲁棒性强。该方法为未来先进布局飞机的过失速机动控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技术路径。

论单位犯罪的监督过失

单位犯罪包括过失犯罪,其罪过形态是监督过失。现代刑法理论实现了单位犯罪与监督过失的融合发展,以惩罚和预防公司、企业等组织体不负责的行为。单位内部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均需对单位的不法行为负责,对监督者归责的根据是其对被监督者遵守法律、法规等具有监督义务,并且能够履行该义务而没有履行。如果单位能够证明其已经进行合规建设,并且信赖被监督者能够遵守企业合规体系,则可以免除其刑事责任。单位犯罪认定有单位路径与自然人路径之分。前者把单位犯罪视为具有独立意志的组织体,并认为单位罪过包括故意与过失;后者主张单位应对其代理人的行为负责,强化雇主责任。单位犯罪不能遵循由自然人犯罪到单位犯罪的认定路径,而是需要把单位犯罪与单位之下的自然人犯罪解释为一种双层结构,以免出现“既处罚单位又同等处罚自然人”的双重评价偏误。

日本法人处罚的现状与课题——组织模式并用说与企业系统过失责任的提案

日本对法人犯罪采“两罚制”,但该制度存在着处罚标准不明确、处罚根据不明晰及预期效果难以达成的问题,故应考虑代替方案。但作为传统立法论的企业组织体责任论与法人行为责任说均存在着缺陷。作为因应,应提倡组织模式并用说。该说在考虑法人作为“被认可为在法律上具有与自然人同样权限与能力的存在”及“组织体之性质”的基础上,承认个人模式与组织模式的各自意义并一并采用。一方面,该说基于对责任主义中主观责任之原则的尊重,将能与法人等同的自然人的意思与行为视为法人的意思与行为,并追究法人的故意、过失责任;另一方面,该说基于企业系统过失责任,赋予企业法人建设相应系统的法律义务。

论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

在我国现行立法框架下侵权责任无法周延应对合同订立中的第三人责任问题,缔约过失的责任主体也不应限于合同当事人,构建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具有正当性。第三人以其独立的个人行为参与合同磋商,使得合同当事人对其产生特别程度的合理信赖,且在该信赖对合同的磋商与订立施加了显著的影响时,第三人负有保护该信赖的义务。违反该义务造成合同当事人受有损害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应依损害与第三人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确定。第三人与合同当事人均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依二者是否具有共同过错以及对损害发生的原因力大小,承担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对因合同履行而产生的债务,第三人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