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去政治化”:农村养老服务过密化及其解释

强化农村养老服务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当前,农村养老服务呈现出内容、规则和方式等多维度的过密化,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过密化陷阱。过密化产生于行政系统和自治系统的双重“去政治化”。打破过密化陷阱的关键在于强化基层组织体系自主性,通过保障其接点位置,实现养老服务国家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

基层治理的“行政过密化”与治理结构优化——以豫南w村治理实践为例

村级治理结构优化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通过对豫南两县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聚焦基层治理的边际效能递减现象,阐释了“行政过密化”村级治理结构的现实样态及其多重相关因素。分析发现,在以行政权集中配置和多中心工作下沉基层为主要机制的国家治理体系纵深渗透与地方治权强势介入下,行政性要素被密集注入村级治理系统并作用于村级治理主体与规则,最终形成了村级治理在权责关系、组织体系与事项构成等方面的“行政过密化”,意外诱发了悬浮化治理、应付式治理和维持型治理等形式主义问题,凸显了基层治理在集权与协同、简约与复杂之间的拉锯和张力。研究认为,村级治理结构优化的方向应为“去密化”而非“去行政化”,需通过调整行政权配置方式规正基层政府的治权功能,使科层制因子更为合理地介入村级治理,以从根本上突破现有“行政过密化”结构性困境。

高中历史教学知识过密化问题及处理

教学中的知识过密化会导致知识数量不断增长,教学质量发展停滞。高中历史教学中的知识过密化问题主要表现在知识总量过多和知识构成不合理两个方面。研究认为,为应对知识过密化的问题,历史教师备课时处理教学内容的策略是:根据教学主题,确定与主题相关的线索知识;围绕核心问题,明确教学实施所需要的知识条件;分析具体教学任务实施所需要的技能条件;结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选择“同化点”;依据技能培育操作步骤,创新备课思路。

小农户自发农业去过密化研究

为探究小农户在“去过密化的‘转折点’”如何自发应对,基于云南省凤庆县马庄村实际案例,以小农户的劳动过程为研究视角,归纳了不同类型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特点,小农户据此制定的作物搭配策略、生产节奏配置和劳动力投入方案,以及小农户在实际生产中根据客观条件变化所作出的调整。研究发现,劳动力要素在小农户各项禀赋条件中居于核心地位,“快速增长的城镇化和非农就业”是促成中国农业生产进入“去过密化的‘转折点’”的关键变迁事件。在此背景下,小农户在“去过密化的‘转折点’”的自发应对,集中表现为其在农工商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调动。

基于防止“过密化”发展的大学生党支部建设研究

自基层党组织“双创”建设工作开展以来,共有一千五百余个党支部获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大学生党支部“双创”建设成了现阶段大学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的核心。在全面推进“双创”建设、大学生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创新发展动力减弱,组织归属引力不足,建设成效边际递减的问题,各方面均出现了“纸面”实力增强,实际效果减弱,只增长不发展的的“过密化”情况。要解决以上问题,须通过建设实践,深入分析支部建设工作中出现的增量不增效、知行不合一、模仿不创新等具体表现,以防止“过密化”发展的工作思路和执行策略破题,从“怎么做”入手进一步探索基层党组织实效性发挥、示范性建设、战斗力提升的核心规律。

“过密化”与去“过密化”:中国农业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

尽管中国传统农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其显著特征是"过密化"或"内卷化"。即单位土地上承载了太多的人口与劳动力,这种"过密化"从1300年代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了大量的非农就业,开始了我国农业的去"过密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近2.3亿人,极大地缓解了农业的"过密化"。但是,我们要看到,由于耕地面积的有限和减少、人口的增长,我国农业的"过密化"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党的十七大提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就是要求我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战略以非农就业、农民的市民化为发展方向。

制度过密化:解释村民自治发展瓶颈的一种理论假设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在经历了20年发展之后,目前面临着种种困难和问题。大量经验事实表明,村民自治已经进入了发展的瓶颈阶段。对此,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理论解释。本文提出了"制度过密化"的理论假设,认为村民自治的发展瓶颈是村民自治在追求制度化过程中大量嵌入性制度供给超过实际的制度需求、出现制度过剩和内在冲突,导致制度边际效用递减的结果。要保证村民自治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进行制度清理和制度调适,解决过度的制度嵌入问题,防止村民自治滑入更为严重的"制度过密化"陷阱。

近代江南农村“过密化”问题的微观分析和统计验证

本文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作出修正,认为近代农业经济存在"过密化"现象的条件是小农劳动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MR<MC),而不是如黄宗智所说的"劳力边际产量开始递减之后";并比较江南小农种植一季一亩水稻转向一季一亩棉花所造成的成本与收益的变动。统计资料的验证表明,多数年份中植棉收益不如种稻,而劳动耗费却更多,证明"过密化"现象在近代农村经济中普遍存在。而市场化条件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过密化进程得以延缓、中止并最终逆转的根本途径。

“权力过密化”:乡村治理结构性问题及其转型

深刻认识乡村治理中的结构性变化,并揭示结构性问题背后的体制性根源,关系到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推进。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数目繁多的行政性组织、半行政化组织和自治性组织。不同乡村治理组织的组织叠加、角色叠加、职权叠加、规则叠加和利益叠加,造成多重权力的叠加覆盖、多重权力边界不清和定位不明,最终形成乡村治理的"权力过密化"趋势。"权力过密化"导致权力的边际效用递减,并由此产生一系列乡村治理问题。这种结构性问题逐步造成"权力内卷化"、治理成本增加、组织替代和覆盖、基层民主自治空间受到挤压和村民参与不足等各种制度性效应。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性改革、精简行政层级、壮大乡村产业和人才、巩固乡村民主自治和培育乡村社会力量,才能走向"多元协同"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

过密治理与去过密化:基层治理减负的一个解释框架

后税费时代,随着国家正式权力对基层社会直接、主动且密集性的介入,基层逐步从“无为而治”的简约型治理向“应接不暇”的过密化治理转变。治理模式的变革在引致边际治理效能日趋递减的同时,也催生了基层的形式主义、负担过重等弊端。过密治理在具体实践中产生了事务过密、规则过密、督查考核过密和责任过密等现象。结合过密化理论,从任务结构、治理路线、考核取向和权责配置四个维度建构过密治理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政治任务泛化、政策刚性、无序督查考核及权责失衡等因素共同造成了基层治理的过密化和负担过重。立足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推动基层减负,应通过强化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规制、提升县级政策的转化空间、统筹规范督查考核、建立健全基层权责对等机制等方式实现基层治理的去过密化。

中国小农经济的评判尺度——评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

黄宗智提出的以“边际报酬”为评判尺度的“过密化”理论 ,是其分析和评判中国小农经济的理论基点。用“边际报酬”概念的源头———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来考察 ,“过密化”理论有其不严密之处。以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边际报酬”概念来评判与西方农业经济有天壤之别的中国小农经济 ,更有其无法弥补的局限性。以往 ,东西方学者对“过密化”理论的回应多停留在表层 ,很少有人对其理论基点提出置疑 ,以此为基础的理论创新更是少之又少。本文主要从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论出发 ,对“过密化”理论进行分析和评判 ,以促发更深的理论思考和更加科学的理论创新。

“制度过密化”:大学治理的实践误区及转型

中国大学治理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大学功能多元一体、组织结构庞杂交错、制度机制繁复冲突,这既有大学发展理念杂糅的原因,也是各方力量嵌入干预的结果,同时还受制度创新迷信的干扰,最终导致大学产生制度供给超过实际制度需求、外部制度嵌入挤压内生制度空间的"制度过密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既要政府部门主动转变观念、减少干预,也要大学更加自主自治,共同推动大学的功能卸载、组织再造和制度重构,防止大学治理滑入更为严重的"制度过密化"陷阱。

黄宗智“过密化”理论探讨述评

黄宗智以“没有发展的增长”、“过密型商品化”解释数百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变迁 ,在国内外史学界激起极大反响 ,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肯定 ,也有学者在发展标准、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了质疑 ,关于“过密化”的争论促进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治理过密化:理解乡村社会中国家联结个人的一种方式

在后税费时代,为有效联结有差别的个体,国家不断下移治理权力重心,划小基层治理单元,从而形成了资源更密集、结构更精细的治理方式。国家对个体的治理行动持续增加,却没有带来好的治理效果,这一现象可称为“治理过密化”。结合东部J市B村的经验,治理过密化的基本表现形式包括治理主体的全方位开发和治理方式的“单线化”与“去情感化”。国家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这一外生性因素和村级组织的“去组织化”这一内生性因素共同促成了治理过密化。在治理效应上,其非预期后果是放大了村民的失望感、村民自治空间萎缩和上级政府治理权威下降。化解治理过密化困境的思路,是从加强自然联系、优化联结渠道、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等方面不断改进乡村治理方式,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黄宗智“过密化”理论中的事实判定、逻辑分析与模式建构问题——以《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为中心

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自其《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之后一直在国内外史学界影响广泛，它认为明清以来的人口增长导致了长江三角洲植棉等经济行业的单位工作日劳动报酬的递减。鉴于史学界至今未有人从该书内部详细分析这一理论的实际论证过程，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指出它存在：一，植棉经济发韧于明代等诸多事实判定疏误或不当之处；二，抽样数据的数量严重不足等统计数据问题；三，植棉等经济行业的单位工作日劳动报酬因其单位产出价格的巨幅变动而无法简单比较等逻辑分析方面的问题。据此，本文认为该书没能有效证明过密化理论符合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历史发展事实。

“过密化”与中国棉纺织业生产——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松江

棉纺织业是近代以前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学者们将其描述为技术落后和经济低效,以长期的过密化作为18世纪中国棉纺织业发展的标志。而通过对中国最主要的棉布出口生产地——松江地区——棉纺织业进行考察,从而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18世纪,松江棉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不是廉价劳动力和低价原材料所致的结果,其成功取决于相对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19世纪以后,连同松江在内的江南地区经历了"道光萧条"、一系列的外国侵略与中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内战;来自外国的竞争也大大加强,由此导致了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衰落。一度高效、繁荣的家庭棉纺织品的原始工业的残迹,导致了黄宗智断言存在一个长期过密化的历史,当然,他所说的时代是错了。

空间过密化与反过密化——中国大城市空间演化的一个解释框架及初步验证

基于经济社会系统演化的过密化理论,论文从城市公共性的角度出发,以公共资源物质积累——即基础设施替代原理论中的经济产出要素,提出大城市空间演化中基础设施边际供给随人口递减的"空间过密化"假设。借助上海中心城区、深圳关内地区人口与基础设施关系的演化实证,论文认为,中国大城市在边际规律作用下经历了若干轮空间过密化进程,且通过"疏解"和"就地更新"两类手段实现空间反过密化。论文为解释中国大城市空间发展的过程机理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实证案例。

中国小农经济“过密化”假设存在的问题

“过密化”假设也可以看作小农学派的代表之一。“过密化”假设强调人口压力,关注劳动生产率。当“过密化”假设和小农贫困化紧密连在一起时,造成该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并不在人口压力或劳动生产率,而是在农业税和地租,或者说,在于政府行为,而与小农理性的产业化行为并没有直接关系。当“过密化”假设和小农贫困化紧密连在一起时,该问题的研究者在学术研究方面出现的主要失误,则在于想避开与马克思学说有联系。

农业“去过密化”态势中的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一个制度解释

中国农业过密化的人口压力已经解除,据以解决农地零碎化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无论是诱致性的还是强制性的农地流转与集中,都没有伴随人口压力的减轻而大规模出现。课题组通过调研发现,可流转农地供给的不足是中国农地流转交易的现实制约,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民"退养"制度的缺位等,构成农户家庭参与农地流转的深层顾虑。国家政策应确立农民退养制度,以此消弭农户家庭流转农地的顾虑,同时统筹城乡户籍制度,以鼓励有条件的非城市户籍常住人口用农地置换城市户籍及依附之上的保障性福利。另外,配套的制度改革对于农地制度变迁具有辅助作用。

宗教内卷化与去过密化——以济度宗教为例

本文提出"宗教内卷化"和"宗教去过密化"的理论范畴,并借以解释中国近现代"济度宗教"之快速发展的根源和增长的极限。"宗教内卷化"理论有助于我们转换学术视角,进而冷静地反思什么才是好的"宗教治理"策略,如何走向中国宗教的善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