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密治理与去过密化:基层治理减负的一个解释框架

后税费时代,随着国家正式权力对基层社会直接、主动且密集性的介入,基层逐步从“无为而治”的简约型治理向“应接不暇”的过密化治理转变。治理模式的变革在引致边际治理效能日趋递减的同时,也催生了基层的形式主义、负担过重等弊端。过密治理在具体实践中产生了事务过密、规则过密、督查考核过密和责任过密等现象。结合过密化理论,从任务结构、治理路线、考核取向和权责配置四个维度建构过密治理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政治任务泛化、政策刚性、无序督查考核及权责失衡等因素共同造成了基层治理的过密化和负担过重。立足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推动基层减负,应通过强化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规制、提升县级政策的转化空间、统筹规范督查考核、建立健全基层权责对等机制等方式实现基层治理的去过密化。

过密治理中的社会突围——社会不满的政治学批判

在制度化不足的情况下,国家延续传统性以过密的结构强化了对于社会的管制;而社会吸纳现代性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挑战管制,从而形成过密治理与社会突围的张力。在当代中国,技术性的过密治理与制度外的暴力反抗往往都受到过分的追捧,这种追捧本身不利于现代国家和社会的转型。应该看到的是,社会正在形成集体性力量,并在现代社会运动的发生中与控制的力量形成初步性交换。因此,现代治理应当逐渐实现过密型治理的放松,并合理控制社会制度外的突围式生长。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过密化及其解释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却在基层治理场域陷入了过密化困境。基层政府按照上级高标准、严要求的指标体系,投入了大量资源改造农村人居环境样态,但未能真正提高服务农民生活的效率,反而给基层社会带来了诸多不良后果。过密化困境是由基层“行政吸纳政治”造成的结果,县级政府在政策刚性下形塑自我加码逻辑,乡镇政府在压力强化下形塑事本主义逻辑,村级组织在行政控制下形塑去政治化逻辑。这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应当嵌入基层社会实践,激活基层治理体系的积极因素,从而使其与基层的治理目标、治理能力和社会需求相契合。

治理过密化:理解乡村社会中国家联结个人的一种方式

在后税费时代,为有效联结有差别的个体,国家不断下移治理权力重心,划小基层治理单元,从而形成了资源更密集、结构更精细的治理方式。国家对个体的治理行动持续增加,却没有带来好的治理效果,这一现象可称为“治理过密化”。结合东部J市B村的经验,治理过密化的基本表现形式包括治理主体的全方位开发和治理方式的“单线化”与“去情感化”。国家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这一外生性因素和村级组织的“去组织化”这一内生性因素共同促成了治理过密化。在治理效应上,其非预期后果是放大了村民的失望感、村民自治空间萎缩和上级政府治理权威下降。化解治理过密化困境的思路,是从加强自然联系、优化联结渠道、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等方面不断改进乡村治理方式,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