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倾向下享乐型信息系统与过度使用手机的关联机理研究

[目的/意义]结合个体频繁体验无聊的普遍社会现象,厘清享乐型信息系统与过度使用手机的关联机理,分析其触发路径与驱动模式,有助于用户合理安排手机使用,推动享乐型信息系统优化用户体验。[方法/过程]采用扎根理论对23位受访者的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提取个体享乐型信息系统使用的影响因素。据此设计问卷,共发放342份问卷,实收有效问卷267份,并用fsQCA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不同无聊倾向下享乐型信息系统触发用户过度使用手机的路径与驱动模式。[结果/结论]难以自乐型、环境困扰型、内外刺激型和低无聊型4种驱动模式下过度使用手机的显著正向影响因素均包含内容质量和平台功能,而感知行为控制是除低无聊型驱动模式外所有无聊倾向驱动模式下的核心负向影响因素;低无聊型驱动模式下过度使用手机的触发路径与其他模式存在显著区别,个体在该模式下更关注享乐型信息系统的功能属性而非享乐属性。

网络视域下青少年手机使用过度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路径

探讨网络视域下青少年手机过度使用的解决路径是对当代青少年教育需求的积极回应。目前,手机低龄化现象日趋严重,小屏幕中虚拟构造的网络空间使得青少年逐步沦为数字科技下的附庸品。因此,网络视域下的青少年手机使用教育要以青少年自身发展为中心,以家庭环境、学校教育、法规建设为关键实施路径,力求在具身体验中培养青少年的自律意识。同时,为应对青少年心理多样化需求、手机多样化功能诱导、家庭教育缺位及大众媒体把关不足等一系列的挑战,需发挥好家庭、学校、社会的核心育人作用,争取做到学校、社会配合形成以家庭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的“控瘾作用”。

学校正念团辅训练对大学生智能手机过度使用的影响

目的:探讨学校正念团辅训练对缓解大学生智能手机过度使用的作用。方法:采用随机对照实验设计,应用学校正念团辅训练方案对25名实验组大学生进行了8周的实验干预,对25名对照组大学生不进行实验干预。应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和五因素正念问卷对被试的智能手机过度使用程度和正念特质进行前测、重测和追踪评估,应用方差分析和结构方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 实验组在智能手机过度使用和正念特质的前测结果与对照组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实验组的智能手机过度使用的后测结果和追测结果都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正念特质的后测结果和追测结果则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2) 正念特质与智能手机过度使用呈显著负相关(p < 0.05),正念特质可以显著地预测智能手机过度使用50%的变异。结论:正念特质是大学生智能手机过度使用的保护性心理因素,学校正念团辅训练是预防和干预智能手机过度使用的有效方法。该研究为在大学推广正念项目提供了积极有益的证据。

社交焦虑对智能手机过度使用的影响:孤独感和动机的中介作用

采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智能手机使用动机量表、UCLA孤独感自评量表及Leary社交焦虑量表对549名大学生智能手机使用者进行测查,考察大学生社交焦虑、孤独感、手机使用动机与智能手机过度使用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除娱乐动机与孤独感、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外,孤独感、社交焦虑、娱乐动机、逃避动机及智能手机过度使用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2)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孤独感、娱乐及逃避动机均在社交焦虑及智能手机过度使用间起中介作用,并且社交焦虑还可通过孤独感和娱乐、逃避动机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智能手机过度使用,孤独感和娱乐、逃避动机在社交焦虑预测大学生智能手机过度使用中起多重中介作用。本研究不仅验证了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而且强调了个体的社交状况及动机在导致智能手机过度使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可为研究者设计对智能手机过度依赖者的干预措施提供借鉴。

孤独感与智能手机过度使用的关系:动机的中介作用

为了考察大学生孤独感、手机使用动机与智能手机过度使用的关系,采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智能手机使用动机量表及UCLA孤独感自评量表对549名大学生智能手机使用者进行测查。结果发现:(1)除娱乐动机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外,孤独感、娱乐动机、逃避动机及智能手机过度使用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2)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娱乐和逃避动机均在孤独感和智能手机过度使用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我们的研究强调了个体的动机层面及社交情绪体验在导致智能手机过度使用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可为研究者设计对智能手机过度依赖者的干预措施提供借鉴。

不同程度手机网络过度使用者不同时程条件下注意偏向的特点

目的:探究不同程度的手机网络过度使用者,对消极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时程特点。方法:在河南省、湖北省各选取一所高校发放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修订版(CIAS-R),获得有效问卷371份。依据CIAS-R评分标准筛选出手机网络使用正常组35人(CIAS-R得分<46分)、手机网络成瘾组31人(CIAS-R得分≥53分)、手机网络成瘾风险组32人(CIAS-R得分在46~53分之间)。采用50 ms、500 ms、1250 ms三个刺激呈现时程的空间线索提示范式,进行消极基本情绪词和消极自我意识情绪词注意偏向的测量。结果:刺激呈现50 ms时,手机网络使用正常组的消极基本情绪词的偏向分大于0(P<0.05);500 ms时,手机网络成瘾组的消极自我意识情绪词的偏向分大于0(P<0.05);1250 ms时,手机网络成瘾风险组的消极自我意识情绪词的回避分大于0(P<0.05),正常组的消极基本情绪词的回避分大于0(P<0.05)。结论:手机网络成瘾者与手机网络成瘾风险者的注意加工存在差异。

农村青少年被欺负影响手机过度使用:社交焦虑和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探讨农村青少年被欺负对青少年手机过度使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采用被欺负问卷、手机过度使用问卷、社交焦虑量表和抑郁量表对348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 在控制了性别、年级以及留守状况后,农村青少年被欺负对社交焦虑、抑郁和手机过度使用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 农村青少年被欺负能通过社交焦虑和抑郁的中介作用对手机过度使用产生影响,且该中介作用包含了两条路径——抑郁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社交焦虑——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揭示了农村青少年被欺负和手机过度使用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深化了青少年被欺负对手机使用的研究。

农村少年儿童手机过度使用问题个案研究

手机过度使用问题是农村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对于此问题的原因,在空间发展的维度上是多面向的,受到多种原因交互作用的影响;在时间发展的维度上,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连续体。农村少年儿童手机过度使用的干预策略应防治结合,对不同情况分而治之。本文对此症状的儿童进行个体干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大学生错失焦虑的异质性及其类别特征分析

为识别大学生错失焦虑的潜在类别,并分析其与手机短视频过度使用与睡眠质量的关联,采用错失焦虑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和短视频过度使用量表进行问卷,调查辽宁省1020名大学生,并进行潜在剖面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错失焦虑分为高认知动机的错失焦虑组、低错失焦虑组、中度错失焦虑组和高错失焦虑组4个潜在类别。男生和低年级学生在高错失焦虑组中占比更多,高错失焦虑组的学生在手机短视频过度使用和睡眠质量上得分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