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过度刑法化及其纠正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微罪去刑化研究成果显著,为备受刑法扩张困扰的西方国家提供了学习借鉴新思路,但仍存在完善空间。我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过度刑法化趋势就是问题之一。在刑事立法上表现为过度增设新罪和抽象危险犯;刑事司法上表现为重刑罚,轻非刑罚辅助措施及多缓刑,少实刑,对我国刑法谦抑性、人权保护、司法资源合理配置都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立法层面借鉴德国环境刑法将危险犯细化为对人的危险和对生态的危险、新增环境类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层面积极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树立生态性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等对策,为未来全球刑法发展提供新路径。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过度刑法化问题检视

惩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司法解释存在过分重视法益保护、忽视人权保障、价值判断和刑法补充性等不合理之处,在缺乏有效行政管制先行措施的情况下,《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食用野生动物犯罪,可能进一步加重社会治理矛盾。为缓解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过度刑法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需要从完善规范、合理解释规范和采取综合的社会治理手段三方面入手。

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球化发展,我国逐渐走向了法制化社会的发展道路。刑法作为我国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在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应用逐渐出现了一种病态现象—过度刑法化。这不仅危害了社会的法律秩序,同时也削弱了社会公众对刑法的认可程度和信任度,不利于社会的长期和谐发展。基于此,文章主要对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我国“过度刑法化”现象的形成机理。

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

法治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全部基础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国家对公民的惩罚必须要有正当化根据。"过度刑法化"是我国当前社会治理中的一种病态现象,反映在立法、司法和思维多个层面。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具有高度的社会风险与危害,它将改变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导致国家司法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削弱刑法的公众认同,阻碍社会的创新。防止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必须确立刑法参与现代社会治理的机制。当前,我们必须反对刑法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回应,强调刑法的司法法属性;要积极提倡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最小化;坚守近代社会所确立的刑法保护公民自由这一根本使命。

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隐忧

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隐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背离刑法的性质,导致刑法扩张、其他部门法不扬。造成刑法和其他部门法"角色定位"的混乱。(2)背离刑法的机能,强化社会保护而忽视人权保障。过度刑法化本身就是将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作为犯罪进行惩罚,实质上是通过"合法的"形式对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造成侵害。(3)背离刑法的功能,导致社会管理手段的弱化。过度刑法化导致刑法扩张、其他部门法萎缩,自然的结局就是其他部门法的预防制度和预防机制的匮乏,并最终导致社会管理手段的弱化。(4)注重刑法实用主义,导致刑法庸俗化,刑法成为随时都可以使用和适用的工具,工具主义思想泛滥,刑法威严扫地。

刑法目的理性视阈下我国犯罪类型设定“过度刑法化”论纲

＂犯罪是什么＂与＂在立法中设定某一犯罪类型想要干什么＂是立法者在型构规范意义上的犯罪类型时必须要考虑的两重因素。同时,基于后者考量的中国刑法＂面向当下＂的目的理性在于引导国民守法,以此度之,我国刑法立法在犯罪类型设定上表现出了＂过度刑法化＂的不合理现象。究其根本,＂过度刑法化＂的形成机理一是立法者在犯罪本质与刑法目的理性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二是立法的滞后性与社会现实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为了消除这一不合理的立法现象,有必要以国民的＂三常＂观念重新审视犯罪本质与刑法目的理性以获取它们的内涵新认知,并在立法实践中坚持立法实证的技术路线,从而为我国犯罪类型设定的合理化模态提供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上的保证。

过度刑法化的倾向及其纠正

刑法是现代国家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而并非全部。只有当刑法的解释功能已用尽,无法再进行合理的实质解释时,刑法修正和增设新罪才有必要,轻易改变法律和制定新法,很容易导致过度刑法化。过度刑法化隐藏着难以预见和控制的法治风险,在构建刑事法治的当今中国,需要时刻警惕国家刑权力的扩张与越位,理性思辨和检讨过度刑法化的原因,纠正和反思过度刑法化的倾向,避免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过于活跃,促使其遵从法治逻辑,回归刑法谦抑。

帮助行为正犯化的法理基础和立法界限

帮助行为正犯化是指刑法分则将原本应当作为共犯处理的帮助行为规定了独立的罪名,作为正犯实行行为来处理的情形。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并未违背共同犯罪的原理和刑法总则的规定,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是刑法发挥积极预防机能的客观需要。在承认帮助行为正犯化必要性的前提下,我们应当从帮助行为的独立性、危险性和常态性这三个方面对这一立法模式进行适当限制,以防止过度刑法化。

浅谈风险刑法在立法上隐含的风险——以危险驾驶罪为切入

本文以危险驾驶罪为切入,浅显地分析了风险刑法可能隐含的风险。通过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原因以及演进简单地表明了风险刑法的社会背景以及立法需求。通过危险驾驶罪中所体现的风险刑法观念以及立法与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引入风险刑法可能存在的风险。重点分析了刑法机能倾斜致使的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忽略;以及过渡刑法化之下可能引发的其他部门法的限缩,刑法功能背离造成社会治理手段的弱化,以及轻罪入刑在实践上所面临的困境。

求解过度犯罪化的迷惑——中国的去罪化经验与国际启示

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国家见证了刑事法的扩张过程,以及由此导致的刑事司法系统疲于应对大量轻微违法的现状。为了赢得与过度犯罪化和犯罪趋势的增长这场战争,全世界的法学家都在力求通过去罪化解决过度犯罪化这个古老而麻烦的问题。中国,这个正在发展中的东方巨人,过去和现在都在尝试仅将严重的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不像那些扩展了刑法渊源的法令、条例规定的西方国家,中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作为惩罚犯罪的唯一依据。对于严重犯罪的概念,中国将民事违法和行政违法行为去罪化,只有达到犯罪化要求所规定的定性和定量标准的严重违法行为才是犯罪。中国刑法把犯罪定义为严重违法行为,并且清楚地说明了轻微违法行为不是犯罪。这些轻微违法行为被(作者)划分为治安违法、行政违法、纪律违法行为,按照行政程序处理,而不是刑事程序处理。借助于跨国视角下的犯罪定义不同模式进行比较,本文揭示了中国刑事司法系统去罪化的深远意义。借助于实证调研,中国的去罪化经验反映了未来全球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这些措施值得西方国家学习。

前科入罪:一种新的立法现象——以盗窃罪为例

基于刑事政策的原因,盗窃罪司法解释对前科犯的"数额较大"标准作了减半的规定。其实质是将一个本来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仅就前科这一条件而予以入罪,可称之为"前科入罪"现象。前科入罪的理论基础是新派的社会责任论。其在立法论层面存在动摇罪刑法定原则和违反客观主义刑法立场的理论缺陷;在解释论层面也存在与立法目的和共犯原理相冲突的问题。前科入罪折射的是我国社会治理的过度刑法化,对此应当引起反思。

危险驾驶罪的研究与反思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及《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包括醉酒型、追逐竞驶型及超员超速型、危险化学品型4种类型。两个刑法修正案的颁布施行标志着醉酒驾驶、追逐竞驶、超员超速、非法运输危险化学品4种行为纳入了刑法规制范围。危险驾驶罪的扩大顺应了民意,在短期内起到了显著效果,但是由于法条对危险驾驶罪的入罪及量刑标准规定模糊,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题,并且掩盖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及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法治建构与社会治理的“刑法依赖症”——以拐卖儿童犯罪的法律演进为中心

"入圈考察"表明,"买卖"亲生子女的成因极为复杂,对儿童的影响并非全然负面,以刑罚严厉规制及强行"解救"的应对策略未必符合涉案儿童的实际生活利益,反倒可能堵塞儿童拐卖问题的潜在疏解管道。"买卖"亲生子女的犯罪化、重罪化是多重力量在公共话语空间集结整合的结果,折射出我国社会治理中严重的刑法依赖倾向。在"犯罪化大提速"的现实背景下,为避免"刑法依赖症"对法治建构及社会治理造成损害,有必要创造更为宽松的话语空间,让更多异质、弱势、被压制的声音得以呈现,让社会治理及法律演进在多元、包容、均衡、理性、平和的话语生态中展开。

论刑法回应社会热点事件的限度——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冒名顶替”入刑为视角

通过回应社会热点事件以增设新罪名或增加已有罪名罪状是刑法膨胀的主要路径之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通过特别是其中对"冒名顶替"的犯罪化,再一次强化了刑法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回应程度。基于刑法治理社会的手段属性,其具有回应热点社会事件的合理性。基于"冒名顶替"行为本身的恶劣程度,将其入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某一行为能否进入刑法的规制视野,应当综合考察行为所侵害法益的确定性、行为的类型化、行为的可归责性等内容,并兼顾报应和预防的刑罚观。过度地以刑法对社会热点事件进行仓促、频繁的回应与刑法条文类型化本质相矛盾,易忽略对引发社会问题深层原因的探索,导致刑法权威性丧失,公众刑法信念被削弱。基于犯罪标签的难消解和犯罪附随后果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我国当前并非是以刑法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最佳时机,刑法应谨慎回应社会热点事件。

我国轻罪立法的体系思考

轻罪立法具有法治正当性,但如果没有"漏斗式"司法出罪机制配套适用,难免会导致惩罚过度化。眼下犯罪门槛下降和轻罪立法,更多是基于强化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考量,这种做法并不契合法治的要求。行政拘留在新近立法中的扩张,更是与轻罪立法的法治立场相悖。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是一种需要谨慎提倡的社会治理模式。轻罪立法的方向应定位于积极构建以更为法治的方式处理轻微危害社会行为,保障公民权利,而不是简单地强调刑法积极介入社会治理。轻罪立法需要配套制度建设,一方面国家要进一步推进行政处罚权的司法化改造,避免行政拘留等人身自由罚的行政处罚扩张;另一方面立法也要相应增设轻微刑罚制度,构建前科消灭制度以及完善司法出罪机制。

寻畔滋事罪存废:是立法的问题,还是执法的问题?

2022年两会,被称为“提案大户”的广东政协委员朱征夫提出“适时取消寻畔滋事罪”。“寻畔滋事罪存在明显缺陷,许多与该罪名有关的概念过于模糊,界限不明。”朱征夫告诉记者,寻畔滋事罪的上述缺陷不仅对司法实践构成困扰,也极容易被滥用,造成社会过度刑法化,该罪名在实践中逐渐沧为类似于流氓罪的新的“口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