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农地非农化配置方式效率损失及农地过度性损失

研究目的:计算并比较现阶段全国以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和成渝四大经济带农地非农化配置方式的效率损失以及农地非农化的过度性损失,以期对这些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土地可持续利用之间关系的协调提供帮助。研究方法:通过边界生产函数模型,运用大陆31个省市的1989-1996年和1999-2002年共计12年的数据计算了农地非农化市场配置低效产生的效率损失和农地非农化过度性的损失。研究结果:虽然现阶段农地非农化市场配置效率损失在逐渐减少,但中国1989-1996年和1999-2002年阶段共计过度性农地非农化184234hm 2,占这两阶段农地非农化总数量的11.2%,其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过度性损失较其他地区更为严重。研究结论:提高农地非农化市场配置程度是促进现阶段各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近期内应把重点放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市场建设上。

基于过度性损失计量与消减的中国耕地资源保护目标研究

研究目的:计量耕地过度性损失,界定耕地保护理性目标,破解耕地保护指标分配难题。研究方法:函数模拟法,模型计量法,多方案比较法和情景分析法。研究结果:中国1989—2006年之间耕地资源过度性损失达1930742.27hm2。研究结论:其一,倘若延续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态势,即使土地管理部门压减耕地过度性损失,2020年的耕地红线1.20×108hm2必将在2009年年底突破;其二,倘若国家暂缓生态退耕,经济发展即使延续过去占用耕地的态势,2020年以前中国的耕地资源保护处于安全状态;其三,在国家暂缓生态退耕的前提下,从土地管理的首要使命判断,2020年全国耕地资源至少保有1.21×108hm2。

市场失灵、非市场价值与农地非农化过度性损失——基于中国不同区域的实证研究

农地资源不仅具有经济生产功能,还具有大气调节、涵养水源、保持土壤成分、休闲娱乐等多种生态功能,而在非农化过程中这些功能在市场中没有以价格的形式体现出来,没有包含在农地的现实价值中。因而,有必要对农地的非市场功能进行详尽的分类及价值估算。同时,将由于市场失灵而没能包含到农地总价值中的生态环境等非市场价值纳入到成本效益决策中,来减少市场失灵所造成的农地非农化的效率损失。通过对农地非市场功能的具体分类及量化,测算我国不同经济区域因市场失灵导致的农地非农化过度损失,结果显示,代表东、中、西部地区的江苏、湖北和甘肃省的农地非农化过度损失Ⅰ分别为31.58%、38.13%和43.85%,这为我国农地非农化的行为调控及相应公共政策措施的制订和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农地非农化的空间配置效率与农地损失

本文从资源经济学对资源空间配置的基本原理出发,构建了一个衡量农地非农化空间配置效率的模型,并对我国1989-2003年间的农地非农化进行检验,发现该期间我国农地非农化在空间配置上存在效率损失,如果将中部地区14.24%和西部地区3.66%的农地非农化指标转移到东部地区,将能够达到全国农地非农化空间配置的效率最优。然而,上述结论只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原配置的帕累托改善,而不是农地非农化的社会最优配置,因为最优配置还涉及其他方面效率的改善。所以,本文结论进一步指出,在现阶段农地资源存在过度非农化的情况下,对上述指标的调控虽然是必要的,但不是充要的。

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与农地资源损失

合理的资源利用要求资源配置在代际上是有效率的。在资源代际最优配置原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衡量农地非农化是否符合代际配置效率的宏观决策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地非农化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若以1989-2003年为研究区间,1989-1996年阶段东、中、西部地区的过度非农化比例分别占各自实际非农化数量的6.58%、6.84%和7.85%,反映出1989-1996年期间的农地非农化存在一定的短期行为,造成农地的过度非农化。因此,未来一段时间的农地非农化政策应该进一步控制农地非农化的速度,来保证农地资源能够在未来得到更优的利用。

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论文从理论上区分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代价性损失、市场失灵导致的过度性损失I和政府失灵导致的过度性损失II开始,分析了合理利用资源的度就是保证资源利用在代价性损失范围以内。然后从计算是否存在过度性损失入手,间接衡量了合理利用资源的度,进而判断资源利用是否符合代价性损失的标准。其中,分别以森林资源和土地资源为例,讨论了计算过度性损失I和II的方法,测算了S市某林场的过度性损失I和中国1989至1996和1999至2002年间的农地非农化的过度性损失II。结果显示,随着碳价格的变化,所研究林场的过度性损失I(提前砍伐年数)从0年增加到12年,社会净损失也从0增加到9954元h/m2。中国在两阶段内农地非农化过度性损失II共计596548hm2,占这两阶段农地非农化总数量的37.33%。文章最后提供了协调自然资源利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纠纷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从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纠纷着手进行分析,从不同角度剖析了纠纷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纠纷的对策。

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历史和现实证明，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制度是生态经济制度演进的必然。由于生态资源提供的生态服务具有外部性特性，现阶段我们对生态资源的利用是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瓶颈，即传统市场制度缺陷和政府干预制度缺陷以及相关公共制度衔接不良。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以生态资本市场制度为主体的制度体系，才能实现生态资源可持续地有效利用。

关中地区非农化过程中农地资源损失研究

综合运用C-D生产函数、供需函数和厂商定价公式对关中地区非农化过程中农地资源损失量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2000～2007年间关中地区农地资源代价性损失量为10773hm2,过度性损失量ⅰ为14247hm2,过度性损失量ⅱ为5474hm2;过度性损失量ⅰ的比重西安和咸阳较高,杨凌和渭南较低;过度性损失量ⅱ杨凌和渭南比重较高,西安和咸阳比重较低。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的应用:瓶颈和展望

近些年,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运用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成为世界知名期刊上的重要话题,然而政策制定者在实践中却很少采纳这些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大量文献阅读,归纳出制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运用于土地管理实践的三大瓶颈,分别是价值测量的困难性、驱动因素的复合性和评价标准的片面性,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最后,对我国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认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研究,更适合采用小尺度区域的比较分析方法,尤其应关注自然生态资源及其价值的过度性损失.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从两难到双赢

城市化与工业化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而现阶段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就是农地资源的非农化。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农地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农地进行保护。将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由两难的境地转变为双赢的局面，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农地保护政策的执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寻找合理农地非农化的数量出发，提出了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的概念，并将其与实际非农化过程结合起来，把现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数量细分为代价性损失、过度性损失Ⅰ和过度性损失Ⅱ。然后通过生产函数模型估计土地资源在农业乖非农业部门的边际效益曲线，计算出1989—2003年间中国衣地非农化的代价性损失比例为33．4％，过度性损失Ⅰ比例为44．9％，过度性损失Ⅱ的比例为21．7％。结合可操作性，得到中国1989-2003年期间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应该为不超过实际非农化数量的78．3％。过度性损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对土地市场价格的干预，因此文章提出为了减少衣地非农化的过度性损失，应该加快完善国有土地市场体系，减少对土地价格的行政干预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