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过度海洋主张”理论及实践的批判性分析

美国以其所谓"过度海洋主张"理论为支撑,30多年来持续开展"航行自由行动",针对它所认为的其他国家提出的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的海洋主张予以挑战。"过度海洋主张"理论缺乏《公约》基础,存在单方面解读《公约》、曲解《公约》条款、罔顾习惯国际法规则及"持续反对者"因素等瑕疵。而作为"过度海洋主张"理论具体实践的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实质是打着维护《公约》的旗号,行违反《公约》精神之实。"航行自由行动"将正常的"航行自由"嬗变为军舰的"横行自由",以美国自创的"国际水域"等概念对他国进行"长臂管辖",不仅不可能解决《公约》中存在的模糊争议,还会加剧海上争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专属经济区争议——基于航行自由视角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创设了专属经济区,这是不同于领海或公海的特殊海域,说明海洋权益的多元化及其扩张成为国际海洋法的现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和性质的表述并不明确,沿海国和航行国对于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义务划分及法律解释,一直存有分歧。海洋自由是国际海洋法的支柱性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的国际海洋秩序,应认可航行自由的价值排序高于海洋权益,但这并不意味着航行国可以完全不尊重沿海国的利益和主张,沿海国主张对专属经济区拥有主权,以及航行国主张在专属经济区内有如公海一样的自由航行,都趋于片面。双方不应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列举规定以外扩大解释对于专属经济区的权利。现代国际海洋法理论的演化及更多的国家实践,会推动专属经济区问题的进一步明确。

“美国习惯法”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海洋秩序--基于沿海国和海洋利用国利益平衡的视角

与历史上“海洋自由”与“海洋锁闭”的此消彼长相呼应,海洋法上沿海国与海洋利用国的利益平衡在当下面临调整。作为非缔约国的美国,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则与习惯国际法的连接,将“航行自由”奉为圭臬,以言说与行动不当地限缩着公约对沿海国权力的赋权。一方面,所谓的“美国习惯法”以国家实践、惩罚性后果与外交诱导的方式,对公约的平衡造成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带有美国立场的学说传播和人员流动也间接助长此趋势。这使得公约缔约国借助“建构性模糊”勉力维持的利益平衡逐渐倒向海洋利用国。尽管如此,“美国习惯法”的实际影响仍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国际法和国际政治视角剖析

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是以国际法为借口达致其政治目的。尽管美国声称其目的是为挑战中国的"过度海洋主张",但其论点在国际法上不能成立。美国相关行动的根本原因是美国认定中国为其战略竞争对手,直接原因则是认为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影响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霸权。而域外大国和部分南海周边国家基于本国在南海的利益考量对南海航行自由行动表示支持,希望以此削弱中国对南海的管控。基于南海战略博弈的长期性,中国应从战略和具体层面采取综合应对举措。

美国《亚太海上安全战略》对南海局势的影响

2015年8月,美国国防部公开发布了《亚太海上安全战略》(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旨在针对亚太地区错综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进一步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的和主导权。《亚太海上安全战略》中多次提到中国南海海域的相关问题,同时也表明了美国力图主导南海地区事务的决心,这影响着南海局势的稳定和未来发展的趋向。

美国“自由海洋”政策的嬗变、缘由及影响研究

美国一直被认为是"自由海洋"的坚定支持者。但事实上,大致以两次世界大战为界,美国在前后两个阶段支持的"自由海洋"并不完全相同。前一阶段的"自由海洋"政策主要追求的是贸易航道的开放,因为早期美国的关注点主要在维护其自身的对外贸易顺畅运转。后一阶段的"自由海洋"政策除了主张贸易航道的开放,它还要求海上力量投送渠道保持通畅,因为战后美国的关注主要在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并以此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战后美国需要应对的威胁除了海盗和战争之外,还有沿海国家扩大临近海域管辖权的企图。在美国看来,如果这种意图得以实现,其干涉各地区事务,进而实现上述目标的能力将会大受限制。因此可以说,虽然美国在前后两个阶段都支持"自由海洋",但无论是其具体内涵和内在动能,还是其外在威胁及应对手段,两个阶段的"自由海洋"政策事实上极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