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视角下城市居民委员会过度行政化的内在逻辑及其治理

城市居民委员会角色兼具自治性和准行政性,是基于社区现实特点考量和既有权力体系框架约束下理性选择的结果。然而,基于自身对政府资源依赖的法定化,城市居民委员会在治理实践中行为发生偏差,自身的行政化色彩渐趋浓厚,最终出现自身准行政性角色的越位。这种过度行政化实质上是角色合法性和资源依赖合法性之间存在张力的结果。对此,城市居民委员会应从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维度出发,围绕社区自治能力体系性建设,从组织资源投入、自身制度保障、居民自治协商机制完善、技术平台建设等方面展开,以增强对自身会行动策略偏好的影响力,实现自身向群众自治性组织角色的回归。

黑龙江省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过度行政化”问题研究

城市社区作为政府管理城市的重要载体，在城市基层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社区治理是国家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它作为弥补改革中出现的管理缺位，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政府、理论界以及百姓的高度关注。在黑龙江省的社会建设过程中我们取得很多经验，也发现很多问题，尤其是城市社区治理中“过度行政化”和“政社不分”的情况依然存在，尤其是在街道管理层面，政府的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职能集于一身，其直接后果是现有社区管理体制的确立既未明显减轻政府的社会管理负担，也未从更深层次上提高广大居民的民主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社区管理仍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政府行为。所以，避免“过度行政化”倾向，探究符合黑龙江省特点的社区建设路径，完善社区组织网络和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培育社区自治意识，最终实现从“社区治理”到“社区善治”的跨越对于黑龙江省的和谐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西方高校建设对比——看中国高校的过度行政化和功利心

中国高校教育在近些年日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很多问题诸如:高校建设体现出的功利心和过度行政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高校进一步的发展进步。如何借鉴西方高校科学发展的经验,推动中国高校建设的进步,从来在未来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国际一流高校是当下很重要的议题。

建国60年中国城市体制的变迁与改革战略

建国60年来形成的以地域性行政建制为主的中国城市体制,存在明显的"过度行政化"弊端,城市行政层级过多(包括省级、副省级、地级、县级、乡级建制镇五个层级)、城市型行政区的地域化、城市政府间的横向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为适应中国城市参与全球化竞争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彻底改革行政层级控制和权力收放的传统"统治"模式,建构起一种以治理型城市间关系模式为主导的中国城市宏观管理的新体制。

学术资本主义是大学天敌吗?

十九世纪中叶至今,欧美大学理念历经纽曼大学观、洪堡大学观、克尔多元大学观、学术资本主义大学观等阶段。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大学同样面临美国大学遭遇的学术资本主义问题。对此,本文认为尽管中美大学办学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均表现为学术资本主义现象,但原因有根本不同,美国大学面临的是财务平衡压力下过度市场化的办学,而中国大学面临过度行政化办学问题,性质根本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中国大学可采取严格控制基础研究人员人数、完善科研绩效考核与分配制度、合理鼓励自由探索研究等措施控制学术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

制度变迁中的中国乡村治理生活化转向

在国家制度和乡村社会的共同作用下,“生活治理”正在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政策重点和学术热点。乡村生活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一项重要传统和方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人民公社”时代、“乡政村治”时代和“三治结合”时代,不同时代的乡村生活治理具有不同的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和治理目标,形成了不同的治理特征和治理效果。“人民公社”时代的乡村治理以“政社合一”作为制度基础,造成了乡村生活治理的“国家化”,引发农民日常生活的政治化、集体化和生产化;“乡政村治”时代的乡村治理受到“政社分离”的新制度结构影响,出现了乡村生活治理的“市场化”,造成农民日常生活的去政治化、个体化和消费化;到了“三治结合”时代,“政社协作”成为乡村治理的新制度基础,造成了乡村生活治理的显性化,即乡村治理向生活治理的转型。在行政力量快速扩张与社会力量发育不良的背景下,应当警惕乡村生活治理的“过度行政化”倾向,防止出现生活治理的“异化”,同时需加强村民自治能力建设,发挥民主对促进民生的重要作用,提升生活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