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的防卫过当的教义学阐释——以量的防卫过当之否定为切入点

我国传统理论对事后防卫的认定过于严苛,急需改良。现有通过引入“量的防卫过当”概念来扩展防卫过当成立范围的方案因深度绑定“一连串的行为”论,导致了防卫人罪名与刑罚加重的逆转现象、对防卫过当成立范围的不当限缩及对合法的正当防卫行为的溯及评价,不具适用可能性。应将侵害结束后的行为单独认定为“事后的防卫过当”。事后的防卫过当以“事后性”的特征区别于正当防卫与强度的防卫过当,以超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这一限度要件的情形是否契合防卫过当的规范本质为基准划定防卫过当的成立范围,始终坚持有利于防卫人的立场。在不法侵害人先行引起了现实的紧急状态且防卫人为应对该状态而实施了追击的情形中,应将事后进行的防卫认定为防卫过当。

防卫过当减免处罚根据及适用研究

防卫过当的法律后果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减免处罚的根据是违法责任减少说内部的重叠并用说。因为防卫过当的违法性必然减轻,所以防卫过当设置了应当减轻处罚的规定;而在违法性减轻的基础上,考虑到防卫人特殊的心理状态,当责任层面欠缺期待可能性时,就应当免除处罚。量的过当必须以正当防卫为前提和基础,并且系同一实质意思决定而实施的连续防卫行为。基于重叠并用说,可以将量的过当直接适用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作为防卫过当予以减免处罚。而假想防卫过当不符合防卫过当的减免处罚根据,考虑到假想防卫过当的非难可能性程度与真的防卫过当相同,可类推适用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予以处罚。

防卫过当的客观要件及其司法认定规则--以指导性案例的分析为核心

防卫过当的成立,在客观上必须同时兼具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防卫结果“造成重大损害”两个要件。其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是从“行为”角度所作的限定,即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之间明显不对等,不具有相当性,因而折中说作为防卫过当的判断标准,既是理论科学性的应然要求,又是指导性案例的实然立场。“造成重大损害”则是从“结果”角度所作的限定,即超过必要限度的行为造成了重大损害结果,故防卫行为仅造成轻伤结果的,以及防卫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没有明显超出侵害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的,均不属于防卫结果过当。

民刑防卫限度标准二元视阈下一般违法的防卫过当之界定

我国民刑防卫限度标准存在差别,民法“不应有的损害”不等于刑法“重大损害”。在民刑防卫过当评价相异的场合,需借助一般违法的防卫过当概念,澄清正当防卫的行为规范内涵,避免引发行为规范形式上的自相矛盾。我国民刑防卫过当的行为要件实质相当,民法“超过必要的限度”等同于刑法“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民法防卫过当的行为要件应解释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成立违法行为。一般违法的防卫过当是指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情形。

防卫过当司法判定的反思与纠偏路径探析一一基于117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我国司法实践中防卫过当的认定思路具有不合理性,主要表现为唯结果论和单纯法益衡量理念支配司法判定。该现状源生于防卫过当的判定思路:纯粹以双方持械方式及损伤后果认定防卫过当,这种判断思路在具体分析论证中错误地以一体说解读防卫限度。正确的判定路径应以二分说为指导,先判断防卫行为,再判断防卫结果。同时,以“限制的必需说”为理论基础对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进行第一阶层判定;以损害结果是否达到重伤死亡的程度来进行第二阶层判定。

“防卫过当”与“无过当防卫”的构成

“防卫过当”和“无过当防卫”是正当防卫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刑法增加的“无过当防卫”内容 ,有利于鼓励人们进行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和无过当防卫是一对对立的概念 ,无过当防卫实质上是对防卫过当范围的限制 ,正确认识防卫过当和无过当防卫在主体、对象及主观方面的不同 ,从而正确区分 ,对于正确适用正当防卫有着重要意义。

假想防卫过当的几个问题

假想防卫过当的问题完全在于是否成立故意犯罪,以及可否适用刑法第36条第2款减免其刑这两点。首先,如果行为人所认识或者预见的事实属于该当于正当防卫的事实,由于不存在对于"为违法性奠定基础的事实"的认识,应阻却故意,仅限于对于这种误信存在过失的场合,才成立过失犯罪;其次,即便承认对假想防卫过当有适用第36条第2款的余地,那也应该限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与作为防卫过当而被减免刑罚的情形完全相同的场合;而且,还有必要考虑到与假想防卫之间的均衡。另外,因防卫行为而侵害了第三者的法益的,虽不是完全没有成立紧急避险的可能,但能够成立紧急避险的案件是极其有限的;如果否定成立紧急避险,问题就在于针对第三者的法益侵害能否成立故意犯罪。

作为刑法免责事由的正当化行为的过当

实施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都可能超过必要的限度。我国刑法对避险过当、防卫过当的规定与罪刑均衡的原则存在冲突,应当在我国刑法中建立免责的避险过当及防卫过当制度,补足合法的正当化行为与构成犯罪的正当化行为的过当之间的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部分。

防卫行为中“正当”与“过当”的界限

在判定某种防卫行为是否属于过当性质时，就必须首先分析针对如此这般的不法侵害行为所采取的防卫行动是否已经“过度”；其次，这种“过度”的防卫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程度是否达到了“重大”；最后，在“过度”与“重大”的判断上，人们得出结论的统一度究竟有多高，是否其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其防卫中行为的“过度”与后果的“重大”确系不可容忍，并且又是相当“明显”的。只有从这些方面出发去进行分析。

认识错误下的无过当防卫——邓玉娇防卫行为定性检讨

在邓玉娇案中,反击者在尽到必要容忍义务之后,可以将防卫手段的选择、防卫强度的设定建立在侵犯者现实暴行和可能暴行的基础上。正是侵犯者所营造的恐怖场景,使邓玉娇产生了错误认识,产生了对"正当防卫状况的误信"。反击者为了阻止自己重伤或者死亡结果发生,就拥有了刑法赋予的无过当防卫权,认识错误下的邓玉娇可以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实施致命反击。将邓玉娇的防卫行为认定为具有故意伤害的主观不法,而对致死邓贵大的结果则认定为存在过失的主观不法,其认定结论使得认识错误与主观不法无法兼容。

论过当犯的罪过形式

我国刑法规定的过当犯包括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两种形式。过当犯在客观上超过了必要限度,在主观上却认为自己没有超过必要限度,这是一种事实上的认识错误。过当犯对过当结果持疏忽大意的过失,因此疏忽大意,防卫过当行为人才把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行为当作必要的行为,以至于发生了重大损害;避险过当行为人也才把较大的利益当作较小的利益而做出牺牲,以至于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

正当防卫、防卫过当与无过当防卫——对我国新刑法中正当防卫制度立法的思考

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之一 ,在刑法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979年颁布的第一部刑法确立这一制度到 1997年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 ,正当防卫制度日趋走向完善。就我国新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的修改而言 ,其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 :对正当防卫的概念、条件作了较为合理的修改 ,充分表明我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是主观上的防卫意图和客观上的防卫行为的统一 ;防卫过当界定显性化 ,标准客观化 ;对无限防卫权的有限制采纳体现了我国刑法的时代精神 。

结果无价值逻辑的实务透视:以防卫过当为视角的展开

以结果为核心与思考起点的进路,不仅导致将作为整体的防卫行为割裂开来评价,而且造成"必要限度"的要件丧失独立的意义与地位,还进一步促成防卫过当一般构成故意犯罪的结论。实务中"唯结果论"的做法,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内在逻辑相契合;结果无价值论的兴起,为"唯结果论"的做法提供了理论根据。我国刑法对防卫过当的规定不同于日本刑法的相关规定,故不应借鉴立基于法益权衡的优越利益原理,作为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

正当防卫回归公众认同的路径——“混合主观”的肯认和“独立双重过当”的提倡

我国正当防卫的司法裁判已经逐步脱离了公众的认同。司法机关往往会通过认定防卫人的主观意思不唯一和防卫结果的过当来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和适当。脱离公众法感情的正当防卫裁判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事实上,任何防卫人的主观都必然包含着"保护"和"伤害"两种意思,混合的主观意思并不一定排斥正当防卫的成立。防卫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主观要件,关键要看两种意思在主观中所占据的地位。实践中以"整体过当论"为理论依据推演防卫过当容易异化为单纯以"结果是否过当"来判断正当防卫是否过当。而采纳"独立双重过当论"的合理之处在于,其会强调在判断"手段是否过当"的基础上辅助考量防卫结果以最终认定是否构成防卫过当。

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

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规定与司法适用存在一定的脱节,正确激活与依法行使防卫权已然是当前司法政策的一大痛点。在妥善解决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司法纠葛中,要从防卫权优先的基本立场出发,树立有利于防卫人的解释立场与价值取向,适度放宽防卫限度,对防卫过当予以必要的"包容";也要从正与恶的对立、合法与不法的制衡角度,立足防卫的正当性透析防卫过当的边界所在。在规范层面,要敢于破除"唯结果论"等司法误区,立足于主客观相统一立场,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严重后果这两个核心要素,从行为与结果层面进行综合判断,力求实现个案正义。而特殊防卫没有讨论防卫过当的余地。

量刑机制的分层量化实证研究——以防卫过当案件为例

分层量化的量刑机制构建对于保证量刑公平具有重要价值。实质的量刑基准是分层量化的根本前提,是责任刑层次优于预防刑层次的量刑根据。量刑起点实质为与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相对应的基准刑,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为依据的基准刑实质为第二层次的基准刑。责任刑与预防刑的明确界分是分层量化的外在根据。分层量化的实体在于量刑要素的规范化整合。对五类伤害结果的裸刑均值进行方差检验,证明裸刑均值可作为量刑起点。对以伤害结果与防卫过当为自变量、刑量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发现防卫过当作为第二层次量刑基准对量刑起点的调整幅度至少在65%以上。司法实践中防卫过当分层量化的量刑机制存在着非理性因素,只有注重对分层量化的原理与经验的双重建构,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建构起标准化的量刑机制。

防卫过当司法判定的逻辑反思与匡正--以2014-2020年489份判决书为基础

防卫过当司法判定具有严格属性,其严格性源生于过当认定的路径:纯粹以双方手段强弱或实际死伤结果来论证防卫过当。此种路径在具体论证上将刑法第20条第2款(即限度要求)作一体化理解,并在必要限度标准上错误偏向基本相适应论。正当防卫作为一项维护基本人权的制度,在立法的逐次修订上均体现放宽防卫权的共识,司法也应遵循此种精神,在解释《刑法》第20条第2款时,应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先后分别理解,以防卫行为是否“必需”作为是否过当的根本标准;以是否有重伤及死亡结果来界定“重大损害”,并作为是否过当的二次限定。

大学生手机过当依赖量表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

目的：编制用于测量识别非手机成瘾的大学生手机过当依赖量表（MEDS-C）,并进行信效度检验。方法：通过综述法与访谈法编制包含30个项目的初步量表,对682名大学生进行施测。经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n=338）与验证性因子分析（n=310）进行结构效度测量,另抽取34名大学生进行间隔时长为2周的前后重测以获得重测信度。结果：通过因子分析获得4因子结构和3因子结构量表,经比较,3因子结构量表与预设结构相符且各项指标拟合度更优。3因子EDMS-C包含突显行为、低效性和安抚性3个维度共9个项目,各因子负荷在0.56~0.83,方差累计解释率为56.48%。量表结构效度良好（χ^2=49.86,df=24,χ^2/df=2.01,RMR=0.05,GFI=0.97,AGFI=0.94,CFI=0.96,RMSEA=0.06）;效标效度为0.79;量表内部一致信度不低于其Cronbachα系数0.78,3个因子的系数在0.58~0.77之间;量表总重测信度为0.81,3个因子的重测信度在0.56~0.68之间。结论：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手机过当依赖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用于筛别大学生中对手机过当依赖的非成瘾者。

假想防卫与其他不当防卫的竞合形态分析——以假想防卫过当为中心

假想防卫不当是指客观上不存在不法侵害,行为人误以为存在而实施所谓的防卫行为,但该防卫行为相对于误想的不法侵害而言也是不当防卫的情形。其实质上是假想防卫与其他不当防卫的竞合形态,具体包括假想防卫第三人、假想防卫不适时和假想防卫过当三种情形。其主观罪过要结合行为人对前提事实和不当事实的心理内容进行规范上的整体考察,具体评价主客观背离的规范非难程度。量刑时应在惩罚犯罪和促使行为人规范意识觉醒之间作衡平的抉择,依据其善良之意予以从宽处理。

论量的防卫过当

我国有引入量的防卫过当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量的防卫过当中为了说明过当的防卫行为具有违法性减少的属性,必须将反击行为与追击行为一体化评价。一体化评价的标准在于同时满足“防卫意思的连续性”与“动摇的精神状态的持续”这两个条件,其他客观状况可作为判断这两个条件是否满足的辅助资料。量的防卫过当不同于假想防卫(过当),但完全可能在一个案件中同时出现。应当将量的防卫过当理解为明显超过时间上的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时间上超过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类推适用或准用正当防卫的规定,否定犯罪的成立。时间上超过限度且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具体考虑造成重大损害的原因是反击行为还是追击行为。单独来看成立正当防卫的反击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不能作为一体化评价后的防卫过当结果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