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过早去工业化”:判断标准、基本事实与影响因素

“十四五”期间,在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中国制造业将进入新机遇与新挑战并存的新阶段。只有认清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趋势与特征,才能在新阶段为其找准新定位,为今后行稳致远提供重要依据。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近年来引起众多关注的中国加速去工业化趋势,基于标准化判断方法来研判,中国尚未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现象。从统计分析来看,中国于2012年告别了工业化高峰期,开始出现制造业份额加速下降趋势,但使用实际增加值份额衡量的去工业化速度慢于名义增加值份额衡量的速度,使用就业份额衡量的去工业化速度慢于增加值份额衡量的速度。从理论角度和事实角度深入探究后发现,需求偏好升级、相对技术增速改变、国际贸易冲击和全球价值链是近年来中国加速去工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适应需求偏好升级,着力发展新型制造产品,紧抓科技革命契机,加快推动战略新兴产业,立足贸易发展新格局,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理应成为“十四五”期间中国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的题中之义。

中国存在过早去工业化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工业对一国经济现代化和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是否呈现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通过搜集和整理1981到2014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实证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的工业化水平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稳健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先上升,达到峰值后再呈现下降的趋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业比重达到峰值时,人均GDP水平相对较低,呈现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分地区研究发现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尽管都呈现倒U型趋势,但是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水平开始出现去工业化,深入分析后发现中西部地区由于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国企比重和采掘业比重较高,存在一定的“资源诅咒”效应,初始的国有企业产出比重和采掘业就业比重较高的地区更早的出现去工业化。这对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实现工业化强国具有重要的政策内涵。

过早去工业化的识别及其经济影响

去工业化一直被视为发达国家产业转型的自然结果,然而,不少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就过早进入了去工业化阶段,这可能对经济发展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基于人均收入和制造业比重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理论假设以及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样本国家中有14个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阶段时就出现去工业化现象。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正常去工业化,过早去工业化会导致制造业比重峰值水平更低,所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更低。过早去工业化会导致工业发展不足,削弱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从而阻碍经济向中高收入经济体过渡,甚至陷入低水平增长陷阱。

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的机理与路径

工业化深化是在完成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初步转型之后,以建立技术自主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为目标、以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为主要路径,通过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工业化发展高级阶段。当今全球资本和产业等要素流动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既为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扩大了机遇窗口,同时也大大压缩了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深化的空间,导致发展停滞乃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把竞争优势理论运用到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解释框架之中,分析了支撑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的内在机理,梳理了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的阶段特征、路径选择。核心观点是,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成功的关键,得益于中国经济特区适时实现了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特区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改革开放优势与创新文化特质,形成了有别于波特钻石模型的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组合。以此为依托,中国经济特区完成了纵横两个维度的工业化深化。在纵向维度,工业化深化是一个从发挥比较优势到培育和壮大竞争优势的演进过程。在横向维度,工业化深化表现为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发展以及城市化提升的多路径协同发展。

去工业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126个国家1991-2017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去工业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去工业化会显著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这在发展中经济体尤为显著。从传导机制看,去工业化既可以通过劳动力就业转移直接影响收入不平等,也可通过非熟练劳动力就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业分化间接影响收入不平等。一方面,去工业化导致非熟练劳动力受到更大冲击,致使该部分劳动力失业,加剧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去工业化导致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从工业的高薪部门转移至服务业的低薪部门,最终影响收入不平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可能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国家去工业化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发展中经济体要着重预防由于去工业化可能带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恶化。

“去工业化”的类型、成因与中国应对

当前,中国正处于由工业化中后期向高质量工业化后期艰难转型阶段,但已经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现象,引发广大学者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和政治安全是否会受其负面影响的担忧。在界定“去工业化”类型及其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制造业是创新之源、强国之基、国民经济健康的压舱石,不可盲目追求产业结构服务化,应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降低生产成本、优化空间布局、与先进服务业融合发展等举措促进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悖论及其突破

全球科技创新正悄然重塑着全球价值链中制造业的资源基础和竞争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应用不断推动价值链贸易突破原有制造业的分工极限。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以“国际代工式”生产嵌入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制造业基于资源及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的被动选择,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了“未强先降”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这有悖于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制造业产业演进的应有路径。全球价值链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统辖方式,资本的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使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愈发突出,而资本逻辑导向的金融化与空间化并未缓解危机,却加速了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形成。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际大循环,都需要建立以国家治理为内生性保障的治理模式,应从内核驱动、战略布局、产业互融等多层面构建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防控路径。

面向中上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工业化战略研究

东亚高收入经济体在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实际占比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保持长期增长。这些典型事实与经典发展经济学推崇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理论内涵高度一致。中国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实际占比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下降,在理论和经验上都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倾向,加大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中国当前工业发展战略的现实选择。

南北分化视角下的北方区域经济失速问题探因

南北分化尤其是北方经济的失速现象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北方地区目前存在萧条病、整体病与蔓延病等问题,而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元的。在对区域经济格局正常演变说、外部变量因素冲击说、内部能力因素影响说以及所有制结构束缚说等四种典型解释的逻辑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发现导致北方经济失速的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原因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过早衰退。有鉴于此,提出解决北方经济失速问题,应该从全国层面的产业维度、全国层面的区域维度、北方层面的产业维度以及北方层面的区域维度等四方面着手。

货币高估会加速去工业化吗?

文章基于126个国家1985~2017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了货币高估对去工业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国普遍存在着货币高估,货币高估会加速去工业化进程,这在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得尤为显著。从传导机制看,货币高估既可通过国内资源再配置直接影响去工业化进程,也可通过商品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间接影响去工业化:一方面,货币高估通过抑制出口尤其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抑制工业发展,加速去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货币高估通过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加速去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劳动力越丰富的经济体货币高估加速去工业化的作用越明显,进而表现为在不同类型国家的作用差异。因此,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应该着重防范由于货币高估造成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

面向中上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工业化战略研究（英文）

东亚高收入经济体在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实际占比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保持长期增长。这些典型事实与经典发展经济学推崇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理论内涵高度一致。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实际占比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下降,在理论和经验上都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倾向,加大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中国当前工业发展战略的现实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结构变迁特征与推进路径

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本文从结构与技术相融合的视角构建产业结构现代化分析框架,以结构转型为条件、以技术赶超作为其增长机制,通过国际比较分析产业结构面向现代化变迁的标准模式与各国偏离。研究发现,中国的产业结构现代化变迁特征与前沿国家和赶超成功国家一致,即结构转型过程中目标部门的技术向前沿收敛,而赶超失败国家在结构转型的同时没有出现明显的技术进步,即技术赶超相对停滞。相较于日韩,中国在人均GDP较低水平出现了去工业化迹象,尽管这与拉美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性质不同,但是如何在工业就业占比下降情形下维持工业增加值占比稳定,仍然是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高度把握的结构调整方向。与发展中大国的比较发现,印度具有服务业导向的结构转型特点,而中国的产业结构现代化演进更多体现工业主导的特征,这与赶超成功国家基本相似。国际比较对中国的产业结构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在驱动结构与技术的二维演化时,务必保持国家技术进步的动态向上趋势,从而才能规避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发展陷阱。

数据要素、交通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分析

产业数字化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然而,“鲍莫尔病”和过早“去工业化”问题制约产业结构的升级,阻碍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本文采用量化空间经济学理论,构建数据要素的生产、交易和投入模型,将数据要素纳入到生产函数中。在“效率—结构—速度”的分析框架下,采用结构化检验方法,定量分析数据要素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并采用比较静态方法研究交通与数据要素协同效应加速这一产业结构升级。研究发现,数据要素与产业的融合有助于提高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仅将数据要素与服务业相结合并不能完全解决服务业由于效率相对滞后而在结构转型中受到“鲍莫尔病”的困扰。在交通聚集人口的作用下,高人口密度依赖型的服务业将提高效率,有望根除效率滞后导致的潜在成本上升的病因。同时在交通基础设施供需的作用下,制造业数字化能规避制造业份额过早下降问题。数据要素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带来了数字技术红利,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了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本文的研究为探索中国数字技术促进产业升级的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过犹不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追赶

持续的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然而,现阶段发展中国家却在普遍经历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文章基于1979-2018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服务业结构转型对其经济追赶的影响。研究表明:(1)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会抑制其经济追赶,且“过早去工业化”的负面作用更显著,其作用通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积累渠道实现。(2)发展中国家较高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可以削弱结构转型的负面影响。(3)较低的农业生产率、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应用和劳动力跨梯度转移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4)现阶段我国的制造业比重下降也不利于经济追赶,尤其是会阻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追赶。因此,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合理的产业政策防止“过早去工业化”,并通过提升农业生产率、吸引外资、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等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