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境中的“讲故事的人”——以《故事新编》为中心的考察

说鲁迅是文体家,可能有些过甚其辞;但说鲁迅是一个有着深厚的体裁修养和鲜明的文体意识的小说家,可谓恰如其分。无论是撰写中国小说史,还是从事小说创作,鲁迅都表现出强烈的小说意识。在《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中,鲁迅的第一句话开门见山:"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①,据说常有读者在这句话后加上:"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堪称恰到好处。在中国小说史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既是经典之作,也是开山之作。

穆时英与多斯·帕索斯文学关系补论

拙稿《如何现代地表现现代社会？——论穆时英与多斯·帕索斯的文学关系》最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指出美国现代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一九一九》与《四十二纬度》等小说,是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日本＂新感觉派＂同时,

欣慰与“困惑”

十年来的诗歌,跟整个文艺界一样,繁荣兴盛,使人感到应接不暇。散在全国各地,诗歌社团之多,诗歌刊物之众,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而且人才辈出,诗的风格多样多变,关于诗的言论和争论也十分活跃。

重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对晚清创作与小说批评的影响很大,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近年来,不少同志对这一理论表示了肯定的意见。有的说它“代表着当时先进文学思想的最高水平”,有的认为“作者已经谈到了小说以形象反映生活的特点,涉及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等问题”,有的断定“他比较明确地揭示了小说形象化和典型化这一基本艺术规律”,因而礼赞它是“高论千言出胸臆”,等等。然而。

王安石诗三题

一、好杜唐代以后的诗人,依据他们对李杜的态度,是大致可以知其创作倾向的。北宋的欧苏(轼)均偏爱李白,诗风亦近之。而王安石则有较为明显的抑李扬杜的倾向。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冷斋夜话》引)后二语不免过甚其辞,然可见他对李诗的态度了。至于杜甫,则可谓赘扬备至了。

浅说“人情”

咱中国人爱讲“人情”。一事当前,总要先看看合不合“人情”。“人情”成了不少人想问题、办事情的重要依据。然而,到底什么是“人情”?怎样做才算合乎“人情”?对这些问题,不少人却并没有认真去想,因而也是说不大明白的。 《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就是说,人情是人的喜怒爱憎的感情;

《多收了三五斗》中的一段对话

写于一九三三年的《多收了三五斗》,是叶圣陶反映三十年代初期江南农村谷贱伤农、丰收成灾的悲惨现实的名篇。作品以米行粜米、市场购物和船上喝酒等三个各具特点的场面,生动地展开了“多收了三五斗”的农民满怀希望而来,却在米行柜前“进裂了希望的肥皂泡”,直至在酒后直吐自发的不满与反抗情绪的情节。

鲁迅写作技法理论概说

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一文中,针对某些革命文学家鄙薄写作技巧的倾向,提出文学作者应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持招牌.”他说,“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团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几年之后,他在写给李桦的信里,更明确地指出:“来信说技巧修养是最大的问题,这是不错的,现在的许多青年艺术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他的作品,表现不出所要表现的内容来.正如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也就不能达意.”在致陈烟桥的信里又说,“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在其他的书信和文章中,鲁迅多次表明这一观点,强调写作技巧的重要性,希望文学作者尤其是初学写作者,努力钻研写作技法,掌握写作技巧.

鲁迅与二十年代的讽刺小说

一讽刺小说作为一种文体,一种样式,在中国不算发达。按照鲁迅的观点:“小说中寓讥讽者”,虽“晋唐已有,而在明之人情小说为尤多。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在此之前,讽刺作为一种手法,一种职能,一种色彩,虽然早已散见在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之中,但是作为一种文学体式的确立,是直到清代《儒林外史》的出现,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在此之后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

鲁迅小说、杂文“画魂灵”艺术手段论析

一鲁迅先生在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作序时,一再谈到他创作《阿Q正传》的意图是为了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其实,论者早有指出,不仅《阿Q正传》,而且鲁迅小说的主要和多数篇章,都曾以不同程度和表现形式。采用了同样的“画魂灵”的艺术手段,并产生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茅盾作于1927年的《鲁迅论》中就说过,鲁迅小说,描出了“‘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上,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它使人读了“

语文教学心理浅探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语言是表象与思想的“媒质”。没有语言,想象无法飞腾;没有语言,抽象无法运行。表象是理解的基石。表达者要千方百计地把理解者的表象引发出来。表象的再现有三种媒介:符号(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图象、动作。这三种媒介均有运载信息、表情达意的交际功能,因而有造型艺术。动作用于表达,因而有表演艺术。非语言符号用于表达.因而被称为“符号”言语。但是表象再现的主要媒介是语言符号。在中学的各科教学中,语文课形象思维最多,而利用模型、实物(图象)、实验、演示(动作)之类的直观化手段往往最少。它主要是运用语言描绘形象、唤醒表象的。语言与形象之间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文字符号就是图象——抽象的约定俗成的通用的图象。

试论机关公文写作的分寸性

真理再向前一步就可能演变为谬误。机关公文写作中结论要当、提法要慎,把握分寸、恰到好处。要贯穿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力戒绝对化,不讲过头话。譬如,总结成绩、表扬先进,不宜肯定一切、捧上云霄,甚至把消极面也夸饰得尽善尽美并加以推广;批评错误、吸取教训,不可一概抹杀、一无是处,甚至将积极面也罗织成罪状而口诛笔伐。如果过度出格:一提倡民主,就否定集中。

《摩罗诗力说》初探

尽管在鲁迅先生的全部创作中,诗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鲁迅先生本质上是一位诗人.这样说不但因为他留给我们的六十一题,七十六首诗作均是心血凝成的绝唱,足可代表他全部创作的精神实质,还因为多达十六部的杂文集中所收录的近百万字杂文,不啻是诗和政论的结合.如果对鲁迅本人诗的气质缺乏正确把握,就很难说明这些杂文除了具有非凡的理论说服力外,还具有特殊的艺术感染力的原因.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基人的鲁迅,是深知诗歌的社会作用的,是一直关怀中国诗歌的命运及其发展前途的.

《死水》漫论

朱湘在一篇题为《闻一多与〈死水〉》的文章中主张把《死水》的二十八首诗看作“一篇整体的诗”,有如“元曲的四折”:《口供》为“楔子”,从《收回》到《忘掉她》为“第一编”,《泪雨》到《夜歌》为“第二编”,《静夜》到《洗衣歌》,为“第三编”,《闻一多先生的书桌》独立为“第四编”。“各编便是一篇诗”,“四编合拢了起来,也便是一篇诗”。这是一条精辟的见解,启示我们从整体去把握《死水》。 《口供》堪称《死水》的总纲,它不仅概括了诗集的内容。

鲁迅杂文风格浅谈

鲁迅杂文,是诗和政论的结合,是深刻的思想、崇高的情感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结晶,尤其是鲁迅后期的杂文,更纯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充满着真知灼见,具有砍钢削铁的说服力和追魂摄鬼的感染力。这是一部“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更是一座永具魅力的艺术美的宝库。

伴儿

从“少年夫妻”走向“老来伴”，是一种“堕落”还是一种“成熟”？是感情的“颓败”还是感情的“升华”？抑或说唯其堕落方为成熟？唯其升华方见颓败？这在生命法则的弯弯绕里是弄不清的，一如“清官难断家务事”，盖因“家务事”总是在全方位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缠绕...

幽默琐话

幽默是一种高超的语言艺术,它往往通过影射、讽喻、含蓄、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的现象。因此,真正的幽默具有巨大的魅力,一句幽默的语言,常常胜于几打空洞的说教,它闪耀着作者或谈话人的机警和智慧之光。幽默这种艺术手法,古已有之。

谴责小说和讽刺小说的异同

谴责小说是清代末年一种旧小说的专称。它以暴露社会黑暗、指斥政治腐败、谴责封建官僚为主题。这种名称最初出现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初中三册的《制台见洋人》,就是谴责小说中的佼佼者。讽刺小说是以揭露反面事物、落后思想、落后势力为主题的一种小说。清代吴敬梓所写的《儒林外史》,就正式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初中三册的《范进中举》一文,就是从《儒林外史》中节选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