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态遗产的过程性保护——以代表作名录中饮食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措施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在当代的延续,因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共同实践而具有其活态性。这种活态性决定了非遗保护必须具备过程性的特点。基于此,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实现了范式转换,其中对“保护”(safeguarding)的定义即是一个包含九个环节的工作框架。为了理解这一框架下的非遗保护工作,文章选取代表作名录中饮食制备类的非遗项目的申报书,通过分析其中列举的保护措施,说明以“社区参与”为原则的过程性保护对于活态遗产存续力的重要性。

格萨尔史诗传统的在地保护实践与社区内生动力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以社区为基础,以过程为方法,都需要转变观念和认识,回到格萨尔史诗传统得以存续的生活实践中去,以突破“以文本为中心”和“以艺人为中心”的传统保护模式。通过近期田野定点调查,来自青海玉树的3个案例——江西仲措的村落实践、江西霍仓的家族传承以及本地贤能益西堪布的跨社区协理——为分析由社区自发驱动的非遗保护实践提供了基层民间的行动模式,映射了从社区视角理解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路径选择、在地实践及其朝向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而对史诗传统本身的保护也辐射至与史诗传统互为关联的其他非遗项目,由此彰显了“以社区为中心”的多元行动方及其功能互补合作的协同增效途径。

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章基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相关定义,就“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简明扼要的解读路径。其中至少有两个基本理念值得认真把握:一个是复数的“人”,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决于那些一代又一代将其传统、技能和习俗的知识传递给社区其他成员或其他社区的人”,也就是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一个是“过程”,即“保护的重点在于世代传承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过程”,而非作为结果的“产物”。此外,文章还从4个层面概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即动态性或曰活态性,包容性或曰共享性,代表性而非排他性,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列为五大领域,为确认非遗的表现形态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分类框架。首先,非遗来自生活实践,并在遗产化进程中被切分、归类、标记和认定为遗产项目,出现在不同的领域或门类之中。但就文化现实而言,非遗的实例通常都涉及来自多个领域的遗产项目,并不以单一的表现形态自在自为。其次,领域与领域之间乃至项目与项目之间的边界都是流动的,且往往因社区而异。同时,各领域之间还存在着相互重叠或彼此交叉的互涉关联,在传承和实践过程中相辅相成。再者,领域的划分既有概括性,又有相对性。惟有从特殊性入手去把握普遍性,才能以点带面,从局部走向整体。因此,针对每一领域,至少可以从4个层面来形成问题导向和关联性思考:所涵盖的主要表现形式;对相关社区和群体具有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潜在风险;可采取的保护措施。最后,惟有在自观与他观或内部与外部之间形成对接并沟通地方知识、学术话语和政策制定,才能为确保非遗的存续力建立起融通的视野,在多元行动方之间形成功能性互补,让项目保护、分类保护和整体保护有的放矢。此外,还应正确理解语言、宗教、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关领域的关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编制导引》

“清单编制”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各缔约国规定的义务,也是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实施《公约》的基线行动。自2005年3月在巴黎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编制专家会议”以来,《公约》秘书处多管齐下,从组织区域或次区域研讨会到举办“培训师培训”工作坊,从开展试点项目到推荐示范性个案,积极探索国家层面和学科间不同的清单编制方法和方案。与此同时,相关缔约国也在清单编制及其体系化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本地案例和操作经验,包括中国政府文化主管部门遵循《公约》精神——“根据自己的国情”——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2011年1月,秘书处为推进“全球能力建设计划”建立了《公约》培训师网络,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与清单编制》小手册在内的“《公约》工具包”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在线发布。2015年11月,应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的要求,秘书处开始着手为各缔约国实施《公约》编写专门针对清单编制的原则性说明文件。2017年10月,基于实施《公约》的前十年积累的经验、案例乃至问题和挑战,秘书处拟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编制指导性说明: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内》(本译文简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编制导引》或《导引》)。2019年,文件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三种文本在线正式发布,受到相关行动方的普遍重视。此后,秘书处根据《公约》的内容,同时结合各缔约国在清单编制进程中共同面临的横向问题,对原文件进行了局部修订和补充,并于2021年2月完成文本更新,随后在线发布,整体替换了以前的版本,可谓积年乃出,不断精进。考虑到这份《导引》对中国非遗保护实践尤其是地方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清单编制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自借力《西北民族研究》常设专栏“民俗学与民间文化研究”刊出拙译,愿识有方,疑义相析。译文直接译自2021年版英文文本。正文主要由引言、准备清单编制、符合指导原则、清单编制标准与分类体系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议五部分构成,但“八项指导原则”始终是一条红线,将一系列提示性建议框定为50个段落,加上文末随附的两份纲目化清单,整体构成以问题为导向的工具性导引。为便于阅读和使用,译文格式在保持原文框架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本地化处理,同时为文化政策研究保留了可资引证的段号。文中多处引述《公约》基本文件的具体条款,译文则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版)》进行对读参校,行文中不再另作说明。此外,译文中涉及大量专用于2003年《公约》的关键术语和规范语汇,大多并不通用于其他文化类公约。译文表述肯定还会有疏漏之处,也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回到故事讲述传统:民间传说类非遗项目的确认与界定

就民间传说类非遗项目的确认与界定而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三重名录列入体系与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前者提供的例证虽寥寥无几,但重在故事讲述过程的代际传承;后者已积累了丰富案例,然而其清单呈现方式却体现出潜在的“作品化”导向。为确保非遗项目的存续力,国家层面的非遗保护工作可以通过《非遗公约》建立的国际合作机制汲取经验和教训,并将“过程性”保护置于首位,以进一步促进国际承认和国际理解。由此,以保护口头传统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为基线行动,将故事讲述传统的当代实践确立为民间文学散体讲述类非遗项目的保护重心,将有助于提高各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对非遗保护及其重要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