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在学习环境下基于过程性信息的个性化学习评价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随着泛在学习理念的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关注泛在学习,然而大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习资源、学习环境和系统支持等方面,而忽略了学习评价。学习评价作为衡量学习成效的重要手段,对泛在学习的有效发生有重要支持作用。该文从泛在学习特征与需要出发,设计并实现了适合泛在学习的基于过程性信息的个性化学习评价系统。经过实践应用检验,该评价系统能较好地促进泛在学习者的学习,能够满足泛在学习对学习评价的需求,期望对未来泛在学习评价提供参考与指导。

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之考察与探讨

考察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的政府信息公开历程,它们都对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有详尽的立法规定和限制;"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我国过程性信息作为政府信息豁免公开的依据,散见于一些规范性文件中。对豁免公开之有效规制需要区分决定前与决定后、事实性与意见性的过程性信息,并且根据公共利益标准予以权衡;同时,应重视公众参与的力量,完善司法救济途径。

再问“过程性信息”概念界定:行政过程抑或自身状态

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公开",规定在《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中。理论和实务界对其理解均出现分野:有认为过程性信息涵盖行政决策或决定过程中的政府信息;亦有解释为处于未完全成熟状态之信息。后者有助于监督"权力在阳光下行使",便利相对人使用政府信息,"非正式、不完整、欠准确因此无使用价值"是过程性信息题中应有之义。而将"尚未产生直接效力"作为判定"过程性"的先行条件,则可以消减信息状态标准过于专业化的不便。此外,必须厘清过程性信息的几种例外公开情形。

过程性信息是否公开的司法判断

面对我国实践中业已出现的过程性信息是否公开的争议,学界并未达成共识性意见,当前的法规范也未提供问题的解决空间。考察相关司法判决可发现,法院在该问题上曾经长期采取绝对不公开的态度,而最新判决赵正军案则提出了部分不公开的司法判断。着眼于挖掘具有普适意义的司法判断和对未来司法判断的建构,应当着重探讨过程性信息公开司法审查的关键点与疑难点。其中,关键点是将"依法行政"定位为司法审查的依据,明确厘清不公开的例外情形;疑难点是发现适用"依法行政"时所产生的无法消解的利益冲突并借助利益衡量方法从适用场合、适用原则、利益甄别和利益判断等环节展开分析。过程性信息的公开会随着国情社情的沿革,朝着制度化、常规化的方向发展。

美国信息自由法上过程性信息的豁免公开——基于判例视角的反思与借鉴

"生乳新国标案"中消费者的败诉引起对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的关注。对于该项信息不予公开的理由与判断标准目前并未有统一清晰的认识。作为信息公开制度的先行者,美国《信息自由法》通过规定"机构之间或机构内部备忘录或函件"作为豁免公开事项确立了过程性信息的保护,通过信息性质标准、信息功能标准与采纳标准构成的规则体系对政府信息是否具备"审议性信息"的内容要件,以及"决策前信息"的阶段要件进行判断从而认定是否拥有豁免特权。在比较中可见我国目前对过程性信息的定性标准与功能定位缺乏统一的理解,且限制规则一度缺位。为此,应当对域外经验有借鉴地运用并对我国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规则进行重构。

我国政府过程性信息公开的困局与纾解

在我国,政府过程性信息是否公开随着个案的陆续出现引发了较大的争议,相关立法、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对此存在着不同的判断。在域外一些国家信息公开的立法与实践中,均对过程性信息的公开有着充分的考虑和细致的制度规定,值得我国借鉴。为平衡公众知情权与行政机关的行政权,我国信息公开立法应将政府过程性信息列入免于公开的范围,但须制定公共利益的特别裁量标准,如公共政策的制定等影响面较大的政府行为,应最大程度地将政府过程性信息公开。

论过程性信息的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过程性信息成为很多行政机关拒绝公开的理由之一,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纠纷。我国有关过程性信息的立法最早出现在地方政府规章中,中央政府部门的规章中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存在变相扩大不公开的政府信息的范围、违背《条例》的立法目的、部分规定属于超越权限的立法等问题。未来立法应当确立判断过程性信息的基本标准、过程性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以及过程性信息公开的条件和范围等问题。

试论过程性信息的本质——以(2018)最高法行申265号裁定为起点

对过程性信息的认定各有不一;不区分或混淆内部性信息与过程性信息;论证过程简单、说理不清;未说明所申请的信息属于哪种过程性信息是造成实务中认定过程性信息的主要问题。自《条例》第16条修改后,是否属于政府信息、“过程性”指的是什么,以及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的目的为何涉及到重新界定的问题。过程性信息应当是行政机关为了促成行政决定的作出而产生的与行政行为相关的政府信息,且该类信息并不对外发生效力,也不因过程终结而失去“过程性”属性。

论政府信息公开中的过程性信息认定规则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自建立以来,豁免的信息就一直存在争议,其中的过程性信息由于标准未定一直是信息诉讼争议中的焦点。2019年,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过程性信息规定为相对豁免公开的信息,但是对于其认定问题并未做出规定,进而导致实践中的争议愈加频繁。基于这一现实情况,严格对过程性信息进行认定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因而,分析信息背后逻辑,利用行政程序与信息状态分析相关判决,进而通过法律解释认定过程性信息是当今法律实务中的关键点。

政府信息公开中过程性信息的司法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后首次对过程性信息作出规定,这对于保障行政相对方知情权和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条例中并未对过程性信息的构成条件作出具体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过程性信息的认定标准各异、同案不同判。所以亟须对过程性信息的构成条件及识别标准进行理论研究和界定。当下法院的审查认定主要是以过程性信息的时间节点和特征属性为标准,但是这两种标准并没有达成共识,而且不能适用于所有场景。在认定过程性信息的过程中,从主体标准、空间标准、目的标准和效力标准等几个方面综合研判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

过程性信息公开问题的适用原则探析

行政机关过程性信息的公开问题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于该问题目前我国立法非常不完善,以至于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很大的争议。结合现有的法律文件对该问题的规定考量,过程性信息的公开问题应当坚持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明确过程性信息应当公开的范围,这才是解决针对该问题产生的一系列矛盾的关键途径。

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公开的司法审查体系建构

对于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是否应当公开、如何公开,理论界与司法实务部门有不同意见。在现行诉讼法体系下,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公开的司法审查存在标准不统一、范围不确定等问题,司法实践中采用的三种单一审查模式都比较宽泛、片面。为推动阳光行政,有必要建立以分割性标准为主、阶段性标准和法益衡量标准为辅的司法审查框架,对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进行层层递进的规范性审查,在多种利益价值取向中寻求一种平衡。

重大行政决策中过程性信息的主动公开

本文以重大行政决策为视角,探讨了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的可公开性和价值,并根据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特征,分析了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告知式"公开和"互动式"公开两种主动公开模式。"互动式"公开体现了开放政府的治理理念,是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客观要求和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深化,有助于实现行政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可接受性,并从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阶段和内容要素两个路径,探索如何实现"互动式"公开。

我国行政机关过程性信息公开的困局与消解——以南昌替考案个案解读为视角

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处理中,关于过程性信息是否公开的问题,无论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未给出统一的回答。在过程性信息公开的案件中,应区分过程性信息中的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作出对前者予以公开的决定,对后者则需进一步根据利害关系决定是否公开,最大限度公开事实信息,以保障公众知情权及确保公众对社会事务的有效参与。

美国过程性信息公开中的可预见损害标准及对我国的启示

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过程性信息纳入相对公开的范畴,但由于缺乏公开标准,使得政府机构经常以过程性信息“可以不予公开”为由而拒绝公开,影响了政府透明度。美国的可预见损害标准有效限制了政府机构对过程性信息豁免条款的过度使用。本文对美国可预见损害标准的制定背景、确立过程、具体内容和司法案例等进行了研究,结合实际提出对我国的启示:对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的范围作狭义界定;引入可预见损害标准制定我国过程性信息的公开标准;法院应对过程性信息公开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以完善我国过程性信息的公开标准,推进过程性信息的公开进程。

过程性信息的认定研究

依法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首次对过程性信息作出了可以不予公开的规定。但由于未明确规定过程性信息的涵义,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过程性信息的认定存在困境,主要表现为“过程性”认定标准存在分歧,混淆过程性信息和内部事务信息。为了更准确地认定过程性信息,回应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一方面要明确“过程性”认定标准,另一方面,要辨明过程性信息和内部事务信息的界限。

论过程性信息的本质——以上海市系列政府信息公开案为例

"过程性信息不公开条款"逐渐成为政府信息例外不公开的第三条款。在这一条款的适用中,人们常常错误地将政府信息等同于行政决策或行政决定,将政府信息的制作或获取过程等同于行政决策或行政决定的作出过程,从而将行政决策或行政决定作出之前制作或获取的信息全部认定为过程性信息。过程性信息实质上指尚未制作完成的非正式、不完整因而不具有使用价值的信息,它仅着眼于每个政府信息自身的形成状态而非行政决策或行政决定的全过程。"过程性"这一概念并未准确反映这种信息的本质,应以"未制成"代之。

德国《信息自由法》中的“过程性信息”保护

德国《信息自由法》对于过程性信息保护有直接的法律规定,但对于过程性信息的保护有诸多严格的限制,包括内容的限制和期限的限制:首先,严格区分讨论的过程信息与讨论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结果信息,前者免于公开,而后者则不能免于公开;其次,作为最终行政决定的直接准备性工作和前置决定在最终决定结束前免于公开,但在行政程序结束后也不再受到保护。

我国过程性政府信息公开的困境与解决方案探究

随着行政机构工作的日益透明化和公开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进程得到不断推进,过程性政府信息的公开在行政主体行政管理的实践与法律实践当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2019年通过的新修订的?政信息公开条例?将过程性政府信息做了一个较之前更为细致的分类以及专门规定,但其仍未在法律规定上对过程性政府信息的内涵与外延作出详细规定,在法律实践当中对于过程性政府信息是否应当公开也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本文基于政府信息的可分割性对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探究,以保证行政主体更好地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以及更好地保障大众的基本权益.

过程性信息公开的判定规则

过程性信息在法律制度中的混乱界定,导致行政决策信息公开实践中的困扰。将其类型化是判断信息能否公开的基础。按照信息的特点可以分为事实性信息和意见性信息。其中意见性信息可以分为公务人员的意见信息和专家的意见信息。按照信息形成的过程可以分为行政决策准备阶段和行政决策进行阶段以及行政决策作出阶段等不同时间节点的信息。行政决策信息的公开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信息,结合信息的内容以及和信息所处的时间节点,考量客观性与主观性、行政性与专业性、阶段性与确定性等因素,并进行利益衡量后综合判断应否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