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还是普惠?——政府激励政策选择与企业创新迎合倾向政策约束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助推着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但也存在着微观层面企业创新迎合和宏观层面科技创新质量不高的窘境,这令我们反思政府科技政策的执行力及对企业创新的引导性是否受到企业逆向选择行为因素的"牵绊"。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选取2012-2017年A股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借助《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外生条件对创新迎合倾向的存在性进行判定,采用PSM-DID方法检验创新迎合倾向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基于政策的竞争与普惠视角,分别探究创新迎合背景之下,政府财政补助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以及创新迎合倾向对这两类政策的约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高新技术企业存在创新迎合倾向,且会显著降低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产出水平;(2)两类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均表现为显著的挤入效应,但前者效果更明显;(3)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容易受到企业创新迎合倾向的约束,而政府财政补助不易受到创新迎合倾向的约束。本文的研究为微观主体创新迎合行为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为进一步完善"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创新激励政策、实现我国高质量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众创空间摘牌:制度效力与抑制效应

众创空间摘牌制度是践行精英式孵育理念,推动创业经济高质量转型的重要举措,但也面临众创空间逆向选择与创孵效果不理想的制度困境。通过实证分析众创空间摘牌制度的经济与创新价值,揭示众创空间投机行为对摘牌制度的影响机理,选取2016—2021年江苏省众创空间公开数据与调研数据,采用DID方法检验摘牌制度与孵育绩效间的关系,并以众创空间迎合倾向为解释变量考察其对孵育绩效和摘牌制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摘牌制度具有一定激励作用,众创空间迎合倾向对摘牌制度具有显著抑制效应。研究结论既是对精英式孵育理念的肯定,也可为制度改革效力预判提供参考依据。

孵化器创业孵育对在孵企业创业韧性的影响与约束效应

借助创业孵育提升创业韧性是创业企业“活下去”的明智之举,也是彰显孵育机制优势的重要依据。基于资源观与新时代创业特征,将创业孵育解构为政策和知识,探究两者对创业者和创业组织韧性的影响以及二元孵育主体能动性对上述影响的扰动。通过对兰州、西安、苏州地区346份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1)创业孵育对创业韧性具有长效激励作用,孵化器控制力倒U型调节上述关系,创业企业迎合倾向负向影响上述激励作用;(2)补充研究进一步修正创业孵育政策提升创业者韧性的效用边界。研究结论有助于从孵育视角拓展创业韧性研究情境,并为孵育机制创新与制度改革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