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话语和“庙产兴学”政策的联动--清末新政时期四川禁止迎神赛会

晚清推广新式教育,既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晚清新政改革的目标之一。因财力不足,筹款困难,清政府提出“庙产兴学”,即利用包括迎神赛会等常年祭祀活动的各种会社产业,筹办新教育或转用于新政中的其他领域;而这成为1901至1911年的新政时期官方禁止迎神赛会的直接诱因。同时,迎神赛会被视作“迷信”,禁止迎神赛会开始成为破除迷信、开启民智实践之一。四川地区禁止迎神赛会,呈现了“迷信”话语和“庙产兴学”政策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结合与走向政治实践的历史过程。这成为此后政权常常使用的策略。“国家”推动“破除迷信”是清末新政时期禁止迎神赛会与传统禁令的不同之处。对这一时期禁止迎神赛会的考察,有助于把握清末新政在近代国家建设的意义。

20世纪上半叶杭县迎神赛会衰落因素浅析

20世纪20—40年代,浙江省杭县塘栖等地的迎神赛会活动消退乃至中绝,直接的原因是国民政府运用强制措施推行移风易俗的政令,取缔民间信仰行为的政策发生效力;间接的因素在于主持其事的传统乡绅阶层要么转趋没落,要么正在蜕变为新的精英阶层,迎神赛会活动失去了主导者与组织者。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乡村经济衰退,迎神赛会之类的民间信仰活动失去了赖以发动的经费来源。

明清时期民间迎神赛会个案研究——《祝圣会会簿》及其反映的祝圣会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有五本祝圣会会簿。本文以这五本会簿为基础 ,对明清时期的迎神赛会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分析 ,本文认为明清时期宗族为了加强对其成员的控制 ,把原本依靠血缘维持的祭祀行为转换成以会的形式进行祭祀 ,从而使宗族的祭祀祖先的行为变得更加规范。同时 ,宗族充分利用了徽州特有的地方信仰 ,通过祭祀不仅加强了宗族自身的凝聚力 ,还把这种凝聚扩散到整个徽州。

迎神赛会场域中的宗族盛典——明清徽州民间舞蹈的二维解析

在明清徽州,舞蹈多服务于迎神赛会的场合,且有赖于宗族的组织和财力支持。由此,民间信仰与宗法精神必然影响到徽州舞蹈的传承机制与审美尺度,而舞蹈也对宗族及迎神赛会活动有着反哺功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抽掉了徽州民间舞蹈的信仰基础并改变其运作机制,由此也造成它们在建国之后的衰微乃至消失。从迎神赛会和宗族控制的二维视角来解析徽州民间舞蹈,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其审美形态、文化内涵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

民国禁止迎神赛会论析——以上海为个案

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活动,迎神赛会具有全民性、反规范性、迷信性、奢靡性,对政府的威权统治构成潜在威胁,禁止迎神赛会、规范民间俗信行为遂成为政治统治的内在诉求。民国时期,上海地方政府禁止迎神赛会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9-1927),从严禁到弛禁;第二阶段(1927-1934)"毁庙"与"崇神";第三阶段(1934-1937)禁者自禁,迎者自迎。地方政府在党国权威的长效利益和地方秩序的眼前急务权衡中选择了后者,禁止迎神赛会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积极效应。

甘肃临夏迎神赛会中的假面戏述考

甘肃临夏的假面戏大约产生于唐宋,至今仍只作为迎神赛会之仪程,大致可入“仪式剧”或“傩戏”范畴。其演出无行当角色划分,面具多因剧中人物而制;剧目今知有二十余个,或有白无唱,或有唱无白,或只有舞蹈动作而无唱白,简略质朴;场上锣鼓击敲节奏,歌唱伴奏仅有竹笛。从中不难看到唐宋古剧或中国戏剧形成之初的某种风貌。

信仰·仪式·狂欢:广西西江流域迎神赛会习俗探析

迎神赛会是广西西江流域的传统习俗,其分布遍于广西境内西江各支流。其主神五花八门,有被官府奉为正祀、必须崇拜的关帝、城隍等,有被官府定为杂祀、允许崇拜的妈祖、观音等,有被官府斥为淫祀、不允许崇拜的金鸡娘娘、花林圣母、甘王、冯煦、曹官等,反映了广西民间信仰的多元性。在迎神赛会中,人们要举行巡游、演戏、抢花炮等各种活动,在娱神的同时达到了娱人的目的。

清代民间的酬神演戏和迎神赛会

清代民间常常用演戏、歌舞等形式祭神、酬神,祈求神灵保佑。这种活动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也具有文化娱乐功能。百姓自行筹措活动经费,踊跃参加,乐在其中,呈现出"观者如堵,举国若狂"的场面。这种活动满足了百姓精神生活的需要,以至于官府禁不能止,成为各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现象。

近代江南迎神赛会的商业化运作探究

商业化运作是近代江南迎神赛会组织与运作最突出的特点,具体表现在资金运作、项目策划和组织管理三个层面。在资金运作上,行业祀神厘捐的发展促进了资金运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调动了捐资者的投资热情。在项目策划上,"舁神"表演的舞台化和工商会展的引入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形成了节事经济效益。在组织管理上,晚清衙役、民国军警与行业组织密切配合,确保了赛会管理有条不紊。江南迎神赛会的商业化运作以营利为目的,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行业为主体,以民间资本运作为主的运营模式,促成了迎神赛会由单一民俗节庆向综合旅游节事的嬗变。

清末西洋音乐在民间的传播:以迎神赛会为例

19世纪60年代以降的晚清社会,是西洋音乐逐步向民间传播、渗透的重要时期。特别在沿海城市,西方音乐并不只是西人的娱乐要素,它同时也参与构建了晚清国人都市娱乐的文化场域。本文依据晚清《申报》勾稽大量史料,对西洋音乐在晚清中国民间传播的史实进行分析,着力对晚清西洋音乐在迎神赛会中的运用及传播进行了考证,其中很多资料均为作者首次发掘使用。

浅析晚清山西民教争端的起因和处理——以迎神赛会引起的民教冲突为中心

晚清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步伐,基督教也在中国广泛传播起来。西方异质文化基督教在与传统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碰撞中摩擦不断,民教冲突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内陆省份山西基于其特有的传统地方社会环境,民教冲突异常激烈并且特点显著,由迎神赛会所引起的民教争端频繁发生。围绕迎神赛会产生的众多激烈的民教冲突,归根到底是由于非信教平民乃至官绅阶层与教民在文化习俗、经济利益、地方社会组织管理等各方面权益的相侵和冲突。官府对民教争讼的判决结果通常利于教民,这是处于中央和外国势力压力下的官员妥协自保的结果。

社庙演变、村际联盟与迎神赛会——以清以来广州府番禺县茭塘司东山社为例

本文以广州府番禺县茭塘司东山社为例,通过整理地方文献和口述访谈,系统研究了清以来社、社庙演变、村际联盟与迎神赛会的关系。乾嘉年间,东山社由七乡演变成九乡,由于邬族崛起而引起东山社庙的主神变更;道同年间,洪兵之乱与东山社学团练组织的建立,以及清末民国东山社九乡联盟及其北帝诞会与协恭社的联防和联谊。试图说明明清鼎革以来,特别是乾嘉年间,随着频繁的海盗、盗乱及宗族械斗对包括禺南地区在内的珠三角乡村的侵扰,为满足防御的需要,一些乡族的祭祀组织逐步与村社组织结合,演变成为跨乡的祭祀组织。道咸年间,在抵御英军和洪兵之乱的背景下,祭祀组织又与团练组织进一步整合,成为村际祭祀和防御联盟。同时,一部分村落联盟又基于共同的信仰和防御的需要进一步联合起来,组成规模更大的村落联盟。这种村社、祭祀、团练的结合,以及乡村军事化的乡村演变趋势,已成为清末以来包括禺南地区在内的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演变的一种主流。

清末民国江南地区跨境迎神赛会的社会空间——以吴江“双杨会”为中心

<正>一、缘起地理学家约翰斯顿等认为社会空间是指社会群体感知和利用的空间,通常指具有相似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以及相同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特定社会群体所占有和感知的空间。~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迎神赛会等信仰(祭祀)活动是某种社会空间的外在表达。

从迎神赛会看井陉拉花的舞蹈形态与文化内涵

井陉拉花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民间舞蹈,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以文献研究、田野考察以及舞蹈人类文化学相结合的研究法,探讨井陉拉花舞蹈形态和民俗活动'迎神赛会'相佐性、互惠性的过程,并结合现状对井陉拉花的风格特征、历史渊源、表演形式,以及流派和道具加以解析,从而得到迎神赛会与井陉拉花黏合互惠的佐证,探讨井陉拉花的文化内涵。

绍兴鲁迅纪念馆微缩景观中的“迎神赛会”

东关“五猖会”为旧时绍兴八县“迎神赛会”之冠,也是鲁迅幼年神往的“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绍兴鲁迅纪念馆“迎神赛会”微缩景观模型中依次展示在游行队伍中的塘报、高照、高跷、扮会货、抬阁、扮囚犯、调无常等角色,以及行进路线中呈现的傍水民居、踏道河埠、小桥乌篷、三缸文化和老字号商铺等老绍兴风貌,传神再现了鲁迅笔下的绍兴风俗长卷。

姜堰迎神赛会

姜堰迎神赛会王根法旧时苏北姜堰每年有三次迎神赛会。三月二十八，东岳、痘神、城隍菩萨出坛；五月初一，都天菩萨出坛；九月初一，财神、都天菩萨出坛。菩萨出坛迎会起自何时？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说，他们的祖辈就见过了。二三十年代，由于姜堰商行兴旺，迎神赛会遂踵事增...

清代扬州迎神赛会探析

迎神赛会集民间信仰、民俗节庆与社会经济活动于一身,立体而集中地体现着区域文化的特质。通过对相关扬州地方志及地方笔记、小说、诗文的梳理,发现清代扬州并行着官方与民间两种信仰体系,两者之间存在一定交叉。官、商"会"、民众信仰立场的差异导致了迎神赛会必须面对复杂的政策环境,迎神赛会与民俗节日相间、相融合,形成了自身的经济基础。在扩大影响、争取信众的过程中,迎神赛会呈现出世俗化和娱乐化倾向,并逐渐衍生出扬州地方戏的雏形。在晚清,扬州迎神赛会受到经济与外来文化的冲击而日趋没落。

普光山来龙寺迎神赛会与祭祀仪式剧

普光山季代久远,来龙寺万古民传。在甘肃礼县窑上组村庄最高处,当地的普光寺(现为来龙寺)有着神奇的色彩。来龙寺是神释道融合之地,苍柏直耸,神像生威,寺内一进三院,六座大殿。据记载,普光寺在宋元时期经过一次大地震遭毁灭性破坏,明朝永乐年间当地又重修此寺。多年来,寺庙香火旺盛,城关镇、石桥镇、罗坝镇三镇交界的48个村群众每年农历四月初八都举行庙会,祈求神灵护佑一方风调雨顺。

“约纵连衡”与“庆叙亲谊”——明清以来番禺地区迎神赛会的结构与功能

从历史变迁的维度,考察明清以来番禺地区迎神赛会的结构与功能。番禺地区的迎神赛会,以神明崇拜为核心,以神明显圣的神话传说为信仰动力,人们通过神诞中的仪式展演,象征性地建构人与社会、人与超自然的神及祖先之间的关系。人神互惠,是迎神赛会之所以能够延续的稳定的结构,也是其信仰基础。由于社会的变迁,随着这一稳定结构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此消彼长,借迎神赛会"约纵连横"的防御性功能日渐消失,而"庆叙亲谊"的联谊性功能,则逐渐成为迎神赛会的主要功能。

明清巴蜀地区迎神赛会的演进轨迹

迎神赛会作为明清以来民间社会常见的文化现象,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迎神赛会的兴衰与国家权力和民间意识紧密相连,既显现为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的互动,也是一场此消彼长的博弈。从朱明到晚清,国家权力的式微与民间自治力量的扩张,成就了迎神赛会由仪式到狂欢的彻底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