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异化与运动员权益保障问题之伦理审视

竞技体育在增进人们身心健康、激发人类创造潜能、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异化现象。异化引发了运动员培养过程中的伦理缺失现象,某种程度上也损害了部分运动员的合法与正当权益。这要求我们应该尊重运动员基本的人格权、保证运动员身体健康权、关心运动员的精神健康权、保护运动员基本的受教育权、维护运动员未来的发展权等等,整个社会应该给予竞技运动员"伦理式"的关注与关怀。

体育运动中的限制贸易抗辩及其对运动员权益的影响

体育争议中的限制贸易主要出现在签订职业体育合同或违反体育运动规则而被处罚的事例中,理由是有关规则或裁决限制了运动员参赛资格及继续依靠体育运动谋生或劳动的权利。限制贸易理论的适用导致的问题和争论较多,从法院的判决中也较难找到普遍的法律适用标准。因兴奋剂违禁而提出的限制贸易抗辩通常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而在非兴奋剂原因的案件中,法院通常会支持当事人提出的限制贸易请求。限制贸易理论能否适用,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国体育组织在制定体育处罚规则和做出裁决时,应充分维护被处罚运动员的基本权益。

东京奥运会延期影响巨大保障运动员权益至关重要

月24日,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发表联合声明,将东京奥运会推迟到2021年举行,虽其名字不变,但伴随着延期而来的必将是令人应接不暇的连锁反应。

对治疗用药豁免规则过度保护运动员优胜权益的检视

治疗用药豁免规则能够合理存续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运动员参赛权益的有效保障,使之免于被反兴奋剂严格责任过于严苛和僵化的固有缺陷所侵害。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过度保护运动员的优胜权益也能同样据此获取足够的正当性。一方面是因为过度保护运动员优胜权益具有强烈的现实危害性,尤其是2021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随之一起生效的2021版《治疗用药豁免国际标准》所存在的放宽授予治疗用药豁免许可的趋势,是在进一步加剧其中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则更在于会造成公平竞赛等体育公共利益和其他运动员权益的绝对减损,是对正义要求的违反与背离。因此,应当通过限制已经取得治疗用药豁免权运动员的优胜权益,来实现对治疗用药豁免规则的改良,以保证体育公共利益和所有运动员个人权益能同时被有效实现。

“制造平等”理念下国际体育仲裁院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取向和规则释义

“制造平等”理念旨在平衡纠纷双方当事人间的势能差距,强调双方当事人的“武器平等”。在国际体育仲裁院“接近仲裁”的价值取向下,法律援助成为“制造平等”理念的具体化展开方式。国际体育仲裁院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经济弱势当事人特别是运动员一方的仲裁权益。法律援助制度的参与主体、构成要件和生效效力等具体规则不仅是“制造平等”理念的具体体现,还呈现出法律援助权利化和社会保障化的现代发展倾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法律援助呈现援助主体扩大化和援助方式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法律援助成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构的基础性和关键性环节。我国体育仲裁法律援助发展的具体路径应融入构建现代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大局,借鉴和参考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制或他国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相关规定,契合《体育法》的价值追求并满足体育仲裁规则的体系性和合目的性要求。

世界反兴奋剂规则的新发展:对2015年《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述评

采用文献资料法等,对2015年《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制定背景、修订内容、修订主旨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结论:新条例从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2方面强化对运动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在对兴奋剂违规运动员进行惩罚时,广泛采用比例原则;新条例的主旨在于弘扬人权精神,切实保护运动员及其辅助人员的合法权益,确立慎罚观念,减少处罚权行使的恣意性。提出建议:在反兴奋剂实践中,我国反兴奋剂机构应研究2015年《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充分领悟其立法宗旨,为规则的更新储备经验和打牢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