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运河东移与水环境变迁 ——以南阳新河和泇运河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中后期,为了摆脱黄河扰运,在鲁南地区有两次大规模的运河改道,即由昭阳湖西的会通河改由湖东的南阳新河和泇运河。两次运河东移客观上维系了国家经济命脉,但是也带来了地方水环境的重要改变:湖泊变迁、水系紊乱、泉源过度开发、人居环境恶化等,给当地生态、生产、生活环境带来诸多危害。承认全力保漕方针的不可动摇,也需承认为保大局地方牺牲精神难得可贵,这也是运河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下湖”:明清运河东移与黄河南移的生态后果

明代迁都北京后,停止漕粮海运,重开东移的运河。由于运河居于极易溃决的黄河下游,经常被冲坍。为了捍护运道,明弘治年间在黄河北侧大筑太行堤,实施黄河南移工程,把全部黄河水流逼入河道相对窄小的淮河。为了冲刷黄河下游泥沙,并向淮安段运河供水,明臣又截断淮河下游河道,在平原地带修建巨型水库洪泽湖。加上修建在高地、为了向运河最高处济宁段供水的微山诸湖,苏北、鲁南、皖北、豫东南地区每年都要蒙受严重的洪涝灾患。这里的田地常年潴水成湖,民众忘了“田”“地”之类词汇,而代之以“湖”;下田被称为“下湖”。这一方言形成的背后,隐含着极为惨烈的水患祸民、生态衰败痛史。为了维持每年约400万石的漕粮运输,明清时每年仅在苏北、皖北造成的农作物损失即相当于每年漕粮总数的6.5至22.5倍;约为清中期每年财政收入的11倍。

“好老”:明清漕运体制与运丁生存之道

明清把漕粮称为“天庾正供”,作为国家的最高战略物资,始终陷入官营必匮的历史规律;加之明清漕运弃海行河,直接成本相当于全国每年财政收入的数倍,百姓生命与间接成本无以计量。漕运类体制摒弃经济理性,最大程度地限制了自由劳动,抑制了市场经济,造成了国贫民愚的结局,但极利于维护专制权力的稳固和延续。在近代自由的劳动者苦于劳动对人的异化时,明清专制社会被直接强制的运丁则苦于无法享受这种异化,只能承受事实上被谋杀的命运。在明清专制政体反法治、反市场的条件下,为了自利的平民只得运用各种越法手段和资源以自利。“好老”具备了平民成功者的主要特征以及所能达到的极限。尽管他们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但却永远处于社会金字塔的下层,无法冲破体制的罗网。“好老”们最终的结局是明清专制政体导致的普遍性悲剧。解决漕粮问题最可靠的办法是把粮食作为真正的商品,商营必活;消灭“好老”的正途是法治和市场;解决运丁生计贫困的良方是消除对自由劳动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