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与食盐运销制度变革——以明代福建漳州府为例

本文通过梳理明代福建漳州府食盐运销制度演变历程,分析盐政变革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盐政变革除涉及军政、财政外,还与区域社会经济结构紧密相关。明初漳州府食盐只是民间互通有无的物品。明中期,漳州府商品经济发达,食盐成为大宗商品,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在盐利的驱使之下,漳州府各种势力互相争夺,促进盐法变革。本文的分析也说明了明初时并非所有地方都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因此,考察明代食盐运销制度时,切不可将专卖制作为一个自然而然的、不加考虑的"常识"。

雍正、乾隆年间福建食盐运销制度变革研究

康熙年间(1661—1722),福建食盐以商运为主。雍正元年(1723),在皇帝整顿财政的背景下,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为裁革浮费和解决福建盐课亏欠问题,废除盐商,全省食盐自由运销。福建旧盐商因失去垄断盐利的特权而对新法不满,制造了地方暴乱,并拒绝缴纳旧欠盐课,从而迫使觉罗满保于雍正二年(1724)恢复福建西路商运。改革虽降低了地方盐价,增加了福建盐课收入,但引起不少非议,最终因改革者失去皇帝信任而全面废除。雍正五年(1727),福建总督高其倬开始在福建试行水客运盐和官运法,及至乾隆七年(1742)开始招商行盐。此后,福建地方官府为垄断盐利,促使各县改商运为官运。

略论渝东盐业运销制度的嬗变

盐的运销,关系国计民生,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历来都是一个受人重视的方面。渝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井矿盐的重要盐产地之一。渝东地区的食盐运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对确保市场供给,满足人民需要,促进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都起了极为有益的作用,确当重视与研究。

台湾农产品运销制度与批发市场

引言 由于台湾耕地面积有限,人地比率很高,当初土地改革时实行了均田制——耕者有其田,遂形成很有特色的小农制经营体制。1952年,台湾每个农户平均耕地面积为1.29公顷,70年代降为1.03公顷,1991年升为1.07公顷。

清代纲法制下河东与淮南食盐运销制度比较

河东和淮南盐区是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盐产地。该文选择河东与淮南盐区的运销制度进行比较,是基于其在运销模式上的差异性和典型代表性及同处于清代纲盐法的制度框架之下的共性。立足清纲盐法之背景,通过梳理商人运销制度的变迁,以便更清晰的认识河东"引地包销制"和淮南只分占引岸、不指定引地的"引岸制"运销模式的差别。进而从两地运销制度的利弊、成本收益以及对食盐市场的不同影响进行分析,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制度形成和分化中的政府选择对商品经济和市场运行产生的影响。

民国初期专商引岸制度改革与寻租

盐，上关国计，下系民生，因而盐政向为政府要政。但在近代，盐政却以乱著称，而乱中之最乱又当属专商引岸制度。专商引岸制度何以积弊至深，而其改革又经年历久 ?本文试引入寻租经济学提供的寻租分析思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寻租视角，对民国初期专商引岸制度改革作一典型剖析，探寻其中原由，以求有鉴于今。

浅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盐法》

盐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人体缺盐，轻则乏力，重则成疾。中国封建社会和国民政府时期，都把盐税视为国家收人的大宗。民国初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制与引岸制度并存的运销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恢复盐务稽核所职权、制定盐法、推行自由贸易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新盐法》的制订尤为重要。

古代河东盐业产业扩散效应试析

河东盐场在清代是仅次于两淮、长芦的全国第三大盐场。通过对古代河东盐业生产技术创新对盐产量、劳动者及资本要素的影响分析,认为河东盐业具有一定的带动河东地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特征。生产技术的创新不仅满足了产销区的食盐需求,而且产生了对劳动力和商业资本的需求。然而商运商销始终以数量不多且多为外地的大盐商为中心,当地居民由于资本、经营经验不足等原因而难以受益,这也是河东盐业给当地没有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