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东亚视域下的中琉日关系——以萨摩藩侵略琉球后的三国外交策略为例

17世纪初受到日本挟制的琉球向宗主国明王朝隐瞒了实情并美化日本萨摩藩和德川幕府形象。明王朝改变了对琉态度,下令琉球停止朝贡10年;德川幕府意欲以琉球为媒介重开中日勘合贸易;萨摩藩本想吞并琉球,但在德川幕府的外交政策下改变对琉策略,暗中介入琉球朝贡贸易以从中谋利。萨摩藩入侵后的琉球外交策略与中日两国的对琉政策变化,是17世纪初期东亚区域政治势力的内外冲突和平衡的折射,表明17世纪初期东亚国际区域形势已发生变化。

继承与变革——中华法系在日本近世的发展

日本的近世,通常指的是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亦即江户时代。这一时期法制建设较此前的镰仓时期(1192—1333)、室町时期(1333—1573)、安土桃山时期(1573—1602)有长足发展,这在法律制定的规模化、法律形式的成文化及法典化、法律内容的完备化,以及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上都有突出的表现,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可以看到其受中国法思想和制度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是对日本大化改新后“唐化”法制的回归。因此学术界多侧重于强调明清律对日本近世法的作用。然而究其最本质而言,德川法制依然是承袭此前自镰仓时代以来的武家法而来的,以武家精神为本位。不过,即便德川法整体上是武家法,但同样也属于中华法系的范畴。如果对中华法系和中国法能够做出正确的区分,那么会看到,德川法制,恰恰是中华法系在除中国以外的法域发展的常态,即一方面继承中国法的合理精髓,另一方面又根据客观现实情形做出某种变革,从而使得中华法系更具有生命力。

“龙”出巡:近世皖南乡村地区龙神信仰初探

“龙”出巡,是近世以来流行于皖南乡村地区的一项民俗活动。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农业生产模式孕育下的皖南乡村社会依旧延续着这一传统,不仅使乡民获得风调雨顺的“心理安慰”,更使躬耕田亩带来的辛劳和疲惫在这场狂欢中得到释放。作为“龙”出巡活动的流行区域之一,当涂县较为完整地展现了近世皖南乡村地区龙神信仰自起源至传承的诸多方面。从“龙”的制作到“巡神路”再到“退光”,这一系列仪式的内容都在历史的演进中发生着或多或少的变动,而其精神内核由“娱神”逐渐转变为“娱人”恰恰可在这一变动中得以窥探。

近世中日朝海禁比较

将近世中日朝“海禁”问题置于“东亚海域”和“文明冲突”两个视角中进行比较,既是一个新的尝试,同时突显了新的意义。在“东亚海域”视角下,中日朝“海禁”呈现共存、互扰和矛盾的特征;在“文明冲突”视角下,中日朝“海禁”都经历了因中华文明而“禁”,因西方文明而“开”。在禁与开的过程中,中日朝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所分别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由此而引出近世“海禁”对当代的启示。

士大夫的三重人格构建——以近世清议之风为例

新儒家学派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解读更多地体现了士大夫的道德人格,刘泽华学派则更多体现士大夫的政治人格,而这两个学派也有互为调和之处,以及都认同超越民主与专制之争的“民本”思想,体现了士大夫的社会人格。由此构建起士大夫的道德、政治、社会三重人格模型。并以近世清议之风为例,淋漓尽致地展现士大夫受到这三种人格的共同作用,从而启示当代中国塑造一种以混合道德、政治与社会人格为基础的“积极公民”。

清承宋学:钱穆绘制近世学术谱系的一个基点

破除“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的观念定势,钱穆贴近近世文化生态来整体把握传统学术演进,钱穆的宋代学术论说遥开了近世学术的诸多密码,奠定传统文化近代化的基本轨迹。“清承宋学”理念下的近世学术梳理彰显了历史进化论思想,张扬近世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呈现一种脱离“西方中心论”的中国文化本位。“清承宋学”理念虽以纯粹的学术命题面目出现,却难掩其始终如一的现实关怀。钱穆推崇宋学精神,表彰接续宋学精神的东林学派和清初儒家,就承载了其不计个人安危而主动承担拯救民族危亡重任的时代呼唤。

郭沫若对《近世社会主义》的阅读与接受

当前学界多认为郭沫若接受唯物史观、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是1924年他翻译完成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但是从泛神论思想到接受唯物史观,郭沫若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中福井准造编著的《近世社会主义》对其影响颇深。但是福井准造与《近世社会主义》在日本并未被学界重视。福井准造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知识分子的代表,《近世社会主义》在日本远不如其中译本在中国的影响深远,郭沫若至迟在1919年读到《近世社会主义》,此书是郭沫若最早了解与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媒介,推动其思想发生转变。

《列女传》京师节女在近世日本女训书中的流行和改变

《列女传》京师节女传入日本后,对日本女训书的形成与发展造成影响。既有如辻原元甫一般,在《女四书·内训》中引用了京师节女的故事进行日语翻译的版本,也有如《本朝女鉴》中源渡妻一般,受到了京师节女的影响后发展成为新的具有日本特色的版本。该文通过对《新刻古列女传》京师节女、《女四书》京师节女、《本朝女鉴》源渡妻3个日本近世女训书中的故事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考察《列女传》“京师节女”在日本近世女训书中的流行和改变。近世日本女训书《本朝女鉴》源渡妻中弱化了女子德育目的,加强了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通过故事内容的补充与改变凸显了女训故事中的小说文艺性。

重视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以思想文化面向为中心

内藤湖南在中国近代史论域深具影响的"宋代近世说",以贵族政治的式微、平民势力的高涨为指归,从广义文化视域揭橥宋代开启中国的近世。是说参考欧洲历史分期,深入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形成"多元近世"观。分疏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形成的内、外部契机,反思是说引出的种种问题意识,以期洞见中国现代思想曲折展开的历程,进而重新省思中国现代性。

从社会时间到社会形态:“近世”概念中的学术共同体意识

"近世"一词作为重要的学术概念,其意蕴从战国至近代发生了深刻地变迁。由于缺乏对"近世"一词含义的梳理,当下混用"近世"与"近代",以及不同学科间用法不一的现象十分普遍。本文从学术共同体的时空体验出发,围绕"近世"含义的演变,发现这一概念经历古今嬗变和中西交融的双重变迁,从一种模糊的时间概念发展为一种对社会基本形态的表达,用以描述宋代之后的平民社会。"近世"概念在内涵上的变化,反映了学术共同体的代际变迁和时代感的变化,对于认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指标性意义。

近世易代之际的诗学演进特质

近世易代之际的诗学演进历程是中国文学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承担着总结传统和开创未来的双重使命,聚讼千年的唐、宋之争论,相互推演,构成彼此夹杂的诗学传统铸造运动。近世诗学在复古主义泛滥之际不乏有创变的种种诉求,在浮世之中感悟人生,谋求思想上的解脱,借以理趣和尚理追求,树立了中国诗学的哲理传统。鼎革之际的社会乱象和游移不居的文人定位深刻影响着诗学的书写风貌,易代之际的诗学凸显了民族文化自新的内在活动。近世易代之际的诗学不仅延续独具民族文化意蕴的千年诗脉,也打造了饱含近世内涵的诗学品格。

宋代司法公正的制度性保障及其近世化趋向

司法活动欲实现为社会运送正义的价值目标,必须首重制度设计。宋代司法传统中的一系列制度,不仅使仁爱司法理念得到践行、法官职业素养得到提升,而且还使司法制衡机制得到强化,审判程序设置更加精密,司法辅助制度更加完善。这些举措是宋代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也是宋代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宋代司法文化的这种整体性突破与结构性优化,折射出了宋代司法传统的近世化转型趋向,有着深刻的历史成因和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本文从范式来源、政治背景、中西历史走向比较、被支离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国际宋史学界对唐宋史分期认识的变化以及国内唐宋史研究的实践等6个方面,对21世纪以来才成为热点问题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国内唐宋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中的利弊得失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基本结论是,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纠缠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一页。

“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

本文考察了古典时间名词“近代”和“近世”在清末民国时期词义的演化及其给中国史学近代化和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带来的影响 ,认为清末民国时期“近代”和“近世”词义的翻新 ,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时间分期法 ,促进了中国通史研究的近代化 ,促进了专门史、边缘史、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同时又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广度和深度。

“以法为治”与近世儒家的治道传统

近世儒家把握到了政治社会演变的强烈法度化特征,提出"以法为治"的典型概括。他们熟用的"法"、"法度"等概念涵盖了礼乐政刑、纪纲法度。法被视为基于天理人情的体现公共实践理性的规则集群,并依据文明演进经验衍生出了一套法史观,以三代之法与后世之法的张力显示出传统根基上的因承损益机理。而基于礼与政刑的辨析,叶适等人为礼乐优先的儒家法传统强化了社会理论的阐释维度,推进了社会秩序与政刑之治的反思。依据治人与治法的关系,近世儒家还更新了对于政治类型的理论概括,承认"以法为治"、"以法为定"的客观性,从礼法与共治双重主体意义上强调治人的积极性,警惕"任法"模式的偏颇。这种法度中心、礼法本位的儒家治道论,追求一种优良的法治型态,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华法系的法治资源提供了重要视角,也有益于清理现代国人片面理解法治而产生的迷思。

论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近世的传播和影响

日本深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近世以前,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历经了漫长的传播、渗透和积淀过程;近世以后,道家思想在当时日本的思想文化领域更有了广泛的传播,道家的思想观念对他们的影响也日渐深刻。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体现于哲学、宗教、文学等各个领域和层面,出现了较多受道家道教思想影响的思想家和学派。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为日本近世文化所吸收并发挥作用,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文化原因。

卫生史与环境史——以中国近世历史为中心的思考

卫生史与环境史不仅在研究旨趣上相当一致,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交集,卫生史关注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同样也是环境史的研究课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卫生史可以囊括在环境史之中,而是说就环境史研究来说,从卫生史的角度切入来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这除了内容和旨趣上接近等缘由外,还因为从卫生史的视角出发,对促进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并更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学术颇有助益,而且从卫生史的角度可以为我们构建和谐而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供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文学新气象。

近世知识群体的专业化与社会变迁——以史家、儒医、讼师为中心的考察

知识群体的专业化,即指知识群体在原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逐渐地集中并致力于某些或某个方面,呈现专业化发展趋向。这种专业化趋向与知识群体的社会化、职业化趋向紧密关联,同时与知识的社会化进程、地域社会的变动、社会阶层的运动以及社会变迁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明清时期,知识群体不断裂变,分离出不少具有专业化趋向的群体,史家、儒医、讼师是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这些群体的专业化趋向体现了近世知识群体的内部变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近世知识群体的专业化有别于现代意义的专业群体所包含的现代学科知识体系、公共服务特性等内涵,但却是知识群体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重要环节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