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国近亲属作证的豁免权为例谈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障

阐述了违背社会基本价值的＂大义灭亲＂的法律理念,比较了现代近亲属作证豁免权与＂亲亲相隐＂法治理念的异同,剖析了我国的近亲属作证豁免权规定中主体范围过于狭窄、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且操作程序不够明确、权利的范围不够明确等缺陷,有针对性地指出关于我国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完善的建议。

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的法理分析

证人免证特权原则是刑事诉讼证据运用的一项重要规则,意指证人可根据其与被告人之间的近亲属关系或特殊职业身份,免除作证义务。证人作证特权就是这项证据规则的重要体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首次规定了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也是这项证据规则的基本内涵在一定程度上的体现。但是证人作证特权和出庭作证豁免并不相同,近亲属的证言依然有可能作为指控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同时近亲属的不出庭也会带来辩护方无法对其证言充分质证的矛盾。近亲属拒绝出庭作证本是对人伦、亲情道德的尊重,但是如何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刑事诉讼法基本任务之间找到更恰当的立足点,是这项法律规定进一步完善的发展方向。

近亲属拒绝作证制度分离化模式的负面影响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近亲属的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使近亲属出庭豁免权与作证豁免权呈现分离状态,这种近亲属拒绝作证制度的分离化模式将会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造成三重伤害,阻碍程序正义的实现,阻碍实体正义的实现,影响和谐价值的实现。实践中应当理性看待此制度的局限性,并为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寻求适当、合理的补救措施。

应赋予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近亲属拒绝作证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据此,无论你是不是被告人的近亲属,哪怕是配偶,只要知道案件情况,都有义务作证来指控被告人,帮助国家顺利进行刑事追诉、及时打击犯罪.而且在司法实践,特别是在受贿犯罪案件中,利用近亲属的证言来对被告人定罪的现象比较多.近亲属与被告人比较亲近,有的甚至生活在一起,比较了解被告人的犯罪情况,利用其近亲属来指证被告人,不失为追诉犯罪的一条简捷而有效的途径,然而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却带来了远甚于此的负面效应:

从新刑诉法中近亲属拒绝作证权看“亲亲得相首匿”的中华法制传统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亲亲得相首匿"的基本法律原则。在以家庭为本住、重视血缘亲情关系、提倡礼与法相融合的中国社会里,这一富有人性的原则在古代司法制度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试以此为切入点,分析中华法系中"亲亲相隐"的法治传统的历史发展、长存于古代的原因及其现实意义。

浅析新刑诉中的“近亲属拒绝作证”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已于2012年3月14日由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其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条被认为是我国近亲属拒绝作证权的法律依据。但是何为近亲属的拒绝作证权、其存在的正当性是什么、存在哪些问题，针对这些方面，本文将作一个详细的分析。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之立法缺陷与制度重构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立法存在缺陷,证人出庭效果不佳。建议通过完善证人应当出庭的前置条件,确立有限的近亲属作证豁免权,明确拒不出庭作证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并通过增加罚款、追究刑事责任加强对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制裁力度,重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