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的法理分析

证人免证特权原则是刑事诉讼证据运用的一项重要规则,意指证人可根据其与被告人之间的近亲属关系或特殊职业身份,免除作证义务。证人作证特权就是这项证据规则的重要体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首次规定了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也是这项证据规则的基本内涵在一定程度上的体现。但是证人作证特权和出庭作证豁免并不相同,近亲属的证言依然有可能作为指控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同时近亲属的不出庭也会带来辩护方无法对其证言充分质证的矛盾。近亲属拒绝出庭作证本是对人伦、亲情道德的尊重,但是如何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刑事诉讼法基本任务之间找到更恰当的立足点,是这项法律规定进一步完善的发展方向。

“大义灭亲”谁为亲情埋单——小议近亲属作证豁免权

“亲亲得相首匿”是我国古代的司法传统,这一传统也为现代世界刑事司法潮流所认同。而我国当代刑事司法却忽略了特殊证人——近亲属证人的权利,即拒绝作证权。法律应当规定近亲属作证豁免权;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应先定为当事人的直系亲属或直系姻亲;享有亲属拒证权的证人,对于不利于其近亲属的证言可拒证。

以我国近亲属作证的豁免权为例谈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障

阐述了违背社会基本价值的＂大义灭亲＂的法律理念,比较了现代近亲属作证豁免权与＂亲亲相隐＂法治理念的异同,剖析了我国的近亲属作证豁免权规定中主体范围过于狭窄、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且操作程序不够明确、权利的范围不够明确等缺陷,有针对性地指出关于我国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完善的建议。

从“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说开去

对于证人（包括作为被告人近亲属的证人）的作证问题，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个老大难问题。

近亲属拒绝作证制度分离化模式的负面影响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近亲属的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使近亲属出庭豁免权与作证豁免权呈现分离状态,这种近亲属拒绝作证制度的分离化模式将会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造成三重伤害,阻碍程序正义的实现,阻碍实体正义的实现,影响和谐价值的实现。实践中应当理性看待此制度的局限性,并为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寻求适当、合理的补救措施。

近亲属证人的拒绝作证权探析——兼评新《刑事诉讼法》188条

新《刑事诉讼法》188条有关于近亲属证人免于出庭作证的规定,这并不代表近亲属证人拒绝作证权的确立,仅是回避了近亲属证人出庭作证的尴尬。建立近亲属证人拒绝作证权虽然在短期内会影响证人证言的收集,但从长远看,它既维护了家庭伦理道理又保障了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既是保障人权的需要也是各种价值权衡的必然结果。我国近亲属证人拒绝作证权应在权利主体范围、权利内容及权利的限制方面加以完善,达到提高诉讼效率与保障人权兼顾的双重目的。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之立法缺陷与制度重构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立法存在缺陷,证人出庭效果不佳。建议通过完善证人应当出庭的前置条件,确立有限的近亲属作证豁免权,明确拒不出庭作证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并通过增加罚款、追究刑事责任加强对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制裁力度,重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浅谈刑事诉讼中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根源及对策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得以真正、全面的实施。《刑事诉讼法》

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构建

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在诉讼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不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还是修改后刑诉法、民诉法,都规定了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相关内容。但多偏重于义务性限制,对于鉴定人出庭的合法权益,规定较少,缺乏有效保障且存在一些空白之处。

浅析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构建——以《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为视角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刑法原则,为多国所继承和发展,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所规定的近亲属出庭豁免制度曾被看作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可在对其语义进行分析后笔者认为其与亲亲相隐制度大相径庭,有着一定的矛盾。基于此,笔者拟对第188条进行分析,指出建立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必要性,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构建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具体建议。

浅析证人保护制度

证人证言在刑事案件审判中属于非常重要的证据,对审判的公正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所以在实际的司法工作中证人出庭难作证难成为常见的问题,这就阻碍了司法审判的公正性,损害了人权,破坏了法治国家的建设。所以,尽快建立、完善相关立法,建全证人保护制度,切实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与利益对保证司法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具有及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证人出庭作证现状的思考

证人出庭作证现状的思考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经过查证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然而，从新庭审方式的正式运作来看，证人到庭作证的只占极少数，绝大部分案件...

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制度的法律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刑事诉讼的过程就是收集、审查、判断、运用证据的过程。刑事诉讼的每一环节同证据均有密切联系。“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证据。”[1]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证人制度难以保证证人证言作用的充分发挥，证人远未完成法律所赋予的重要使命，造成司法实践的困难，出现诸多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现象，严重制约刑事案件的及时、准确审判。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制度，发挥证人应有作用，已成为当务之急。二、我国现行刑事证人制度的主要缺陷(一)证人资格界定模糊，造成司法实践困惑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第2款分别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可见，在我国，凡是知道案件情况且具备作证能力的人，不论身份如何，均有作证义务。其实该规定是极不科学的。因为，对某些因职务行为而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是不能要求其作证的。比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如果要求其就履行职务所知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作证，那实际上是在揭露犯罪，这与律师参与诉讼的职责相悖。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的律师将产生不信任心理，担心律师...

《关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干规定》发布实施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加大了对举报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让举报人能够更加放心、积极举报职务犯罪。8条措施对举报人实行严格保密实名举报的安全性和保密性是举报人最关心的问题。《规定》在鼓励个人和单位依法实名举报职务犯罪的同时,对保护、奖励举报人的各个环节都规定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将泄密的可能降到最低。

“大义灭亲”有悖人性

灭亲是因为"大义",而不是针对一般的违法、犯罪。"大义灭亲"不能成为阶级斗争的精神品质而受到褒扬,也不能被用来作为强迫亲人出庭作证的依据。有媒体报道称,上海一个12岁孩子的母亲涉嫌诈骗外逃,警察向学校提出要询问这个孩子。结果校长回复:学校可以让班主任、老师配合询问,但不能直接问学生。校长直言,对12岁的未成年人来说,世界观和价值观尚未形成,学校不鼓励孩子揭发父母、撕裂亲情。这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做法。不让子女揭发父母,是保护人性,还是放纵犯罪?

证人权利的法律保障

据1月24日<南方日报>报道,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出台<自侦案件证人保护工作规定>,该规定将证人保护范围扩大到保护证人的生命安全之外的财产、名誉、近亲属,还对出庭作证的证人实行专门经济补偿制度等.由于该规定具有多项突破,被认为开创了我国证人保护制度化之先河.

对《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几点意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