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教师发展研究40年回顾与展望——以《教育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以《教育杂志》1909—1948年刊发的关于教师发展问题的文章为中心,对近代教师发展研究进行回顾后发现,其作者包括教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热心教育的期刊编辑、一线教师等,研究主题大致涉及教师准入、教师培养与发展、教师发展保障、世界教育等。近代中国教师发展研究重视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重视教师发展的国内外热点以及教师发展中现实问题的解决。这些研究既勾勒了近代教师发展的轨迹,也推动了近代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未来的教师发展研究可通过以下方式为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赋能:聚焦教师发展目标,加强体系构建和模式探索;聚焦教育热点问题,加强比较教育研究;聚焦教育实践问题,加强对教师自身的研究。此外,教育类期刊也应通过选题策划、栏目设置等途径助力教师发展研究。

“听觉现代性”: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近代中国唱片的媒介实践为中心

“听觉现代性”是19世纪后期出现的听觉文化的的形态与特征,是交叉重叠于“声音研究”“听觉文化”“声音艺术”三者概念间的重要问题域。近代中国的“听觉现代性”在“西物东渐”“西乐东渐”“西学东渐”“西凤东渐”等多重要素交织中萌生。从唱片、留声机传入中国起,在近代中国唱片史上,“听觉现代性”呈现出人类学、商业运营、大众文艺、革命诉求等不同特质的驳杂图景。思考“听觉现代性”的内涵,以当代意识反思近代中国唱片的媒介实践,探讨其与培育现代人格的联系,具有升华“听觉现代性”理论内涵的价值。

含章可贞:杨海樵先生对近代中国乡村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民国时期河北献县乡贤杨海樵先生关心地方文化事业发展,以一己之力在丰尔庄创设了根植乡村、免费借阅、嘉惠士林、福泽乡民的海樵图书馆。杨海樵先生不仅是勇猛精进的乡村图书馆实干家,还是富于卓见的乡村图书馆思想家。他提出的推行农村教育首宜发展农村图书馆、善借长风重视乡村图书馆宣传工作、面向价值共创与乡村学校开展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等理念,不仅具有时代先进性,对于当今乡村图书馆事业发展亦具重要参考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近代中国工业化论述的核心要义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近代中国工业化论述是马恩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深刻把握近代中国特殊国情,聚焦于近代中国为何没有走向工业化、近代中国能否走向工业化、近代中国如何走向工业化、近代中国走向工业化有何前景影响展开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这一科学论述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工业化道路提供了理论启思,为新时代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

科学、法治、新故事:近代中国侦探小说三题

在近代中国,侦探小说备受青睐。作为舶来品,侦探小说从译介到仿作再到创作,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其间还掀起了一股“侦探小说热潮”。近代中国侦探小说包含三大要素:法治、科学、故事性。法治是侦探小说产生的基础,科学手段是侦探小说侦破案件的关键,同时这二者又促进了侦探小说故事性的构造,三者存在内在逻辑性,并构成递进关系与综合关系。这些侦探小说大力促进了晚清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的法治期待,大力促进了晚清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也积极培养了近代中国的广大读者对新故事的审美追求,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卫生意识与近代中国食品市场的规范化塑造——以近代天津市汽水业为例

现代政府以行政和技术手段对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其中包括对商品卫生的监督和对商家的追责机制。汽水是近代中国最早立法管理的饮食种类之一,由于无法对汽水加热杀菌,其制造原料清洁与否与民众健康关系甚密。随着近代健康知识的普及,汽水中的细菌对消费者的威胁引起政府和民众的关注。汽水厂对用水的净化和较好的生产环境能减少细菌对汽水的污染,其产品卫生随之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重要手段。卫生部门制定汽水卫生标准,以生物、化学参数定义汽水的市场准入资格,并规定了对违法者的追责办法。以细菌鉴定为主的化验成为判定汽水质量的根本途径,保障了汽水市场的规范化运营。

邹秉文与近代中国涉农机构之创设

自古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地位日渐衰落,固守传统的耕作经验方式,缺乏科学知识、现代技术和机器的有力支撑,为其主要原因。著名农学家邹秉文主持创办中央农业实验所、棉花、畜产检验处、上海商品检验局以及上海商业银行、农业贷款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一系列现代涉农机构,致力于推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农业金融发展,对改善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不利地位,解决农业改进资金问题,推动区域乃至全国农业的改进和发展起了积极有效作用。

开放、引进、继承与创新:近代中国工业发展脉络中的特点

近代中国,是我国新式机器工业兴起和发展的时期。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全面抗战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冲破各种阻挠,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发展。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贯穿其中的发展脉络里,“开放、引进、继承与创新”构成了关键的几个特点,这些特点共同组成了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础并推动其形成了初步体系。

近代中国法学教育的女性叙事

对近代中国女子法学教育的发生和发展史进行溯源性的回顾和梳理,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史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中国近代女子法学教育发端于清末维新派人士创立的新式女学。民国肇建之初,为因应女性知识精英发起的女子参政运动,一批法政女校陆续设立;惜因政局跌宕,始于民国元年的法政女校创办热潮最终以锐进锐退的方式而告终。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一批女子法政讲习所的开设,以及法政院校纷纷开放女禁,沉寂十余年的女子法学教育遂重焕生机。及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高等法学教育体系日趋成熟,女子法学教育亦渐入正轨。中国近代女子法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艰辛而曲折,客观上促成了中国初代女性法律职业阶层的兴起、促进了中国近代女权事业的发展,并为当时世界范围内女性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鲜活的“中国经验”。

实用理性:近代中国体育思想演变的文化动因

基于历史文化学视角,尝试探讨实用理性传统对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影响,为索解近代中国体育思想的历史图景,补充一种新的文化解释。研究认为:近代中国体育思想演变带有工具理性、实用功利、多元速变和互动融合等特色。孕育于巫礼文化的中国实用理性传统,是影响近代中国体育思想演变的内缘性文化因子,具体表现在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确立了演变的主题、实用实效的价值取向引导了演变的方向、以变求进的人生态度加速了演变的过程、求同化异的实践方式影响了演变的结果,这对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既有贡献也有阻碍。因此,在文化自觉和体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语境下,需要淡化传统的工具理性色彩,加强体育基础理论创新;克服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遵循体育发展内在规律;坚持主动识变和应变求变,推进深化体育领域改革创新;承续兼收并蓄的优良传统,推动中外体育思想交流互鉴。

近代中国理科研究所的历史探析

近代中国理科研究所的产生既源于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急切需要,又有赖于学者对学术专业化的积极倡导和理科人才资源的初步积累。近代中国理科研究所经历了自发草创、逆势推进和泡沫增长3个阶段。近代中国理科研究所促进了我国理科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高层次理科人才,为战时国防建设和民生保障提供了技术支撑。近代中国理科研究所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办学规模有限,师资水平一流;人才培养过程严格,育人方式多元;科研条件简陋,研究成果卓然的特点。

《海国图志》概念译介与近代中国世界观建构

《海国图志》是首部国人自主编制的世界地理百科全书,收录大量地理学知识与世界新概念,构建了符合时代发展阶段的完整世界体系。魏源及其编译团队以当时国内外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中国社会文化与国人认知,分别采用“音译”“概念添加”“语内变形”“引用”四种翻译方法,转换和呈现世界新概念。《海国图志》构建了完整、多元、相对平等的世界新体系,对当时中国人心目中原有的世界格局带来冲击。但《海国图志》的世界体系也呈现了“等级化”特征,这显示了以译者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对心目中原有世界秩序的留恋和维护。本文以《海国图志》的世界概念译介为例,分析其译介方法及构建的近代中国世界观。

近代中国“日本美术”的知识生成与传播——以著述为中心的考察

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日本美术的成功转型,大批中国学者和艺术家赴日留学或考察美术,他们将学习和了解到的日本美术知识援笔成文,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也积极传布这些知识和讯息,为中国美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近代中日美术的巨大反差,促使许多学人企图从历史、现状及国民性等方面揭示日本美术发达的行迹,于是引发了日本美术史研究和著述的热潮。近代中国“日本美术”的知识生成与传播,对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其明显的急功近利的思想也给中国美术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教育学院(系)课程的本土化路径

从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所处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看,其本土化过程既是对当时中国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的一种回应,也是为了提高教育成效而采取的措施。本土化是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发展的特征之一,课程是教会大学实现本土化转型的重要途径。中国教会大学教育学院(系)的本土化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实现。一是适应师资培养的需要设置专业课程;二是针对中国教育问题设置教育学科专业课程;三是开设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通识课程,具体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史哲课程。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本土化路径反映了当时中国盛行的教育思潮,体现了一定的调和性。

近代中国公司法:法制的演进和法治的轮回

近代中国公司法的发展是深入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开放与封闭、改革与守旧、西方文明与传统习惯不断冲突的着力点。近代中国公司法的法制(文本)通过向西方学习、移植并融入本土商情而不断演进完善,但法治过程却因为这些制度文本背后的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权和商人团体)力量此消彼长而出现倒退轮回。研究尝试从法治内在运行机制的角度解释:由于缺乏稳定的支持性利益主体结构,近代中国公司法的法治过程并不顺利。商人团体的地位受制于央、地权力博弈衍生的发展空间,并没有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因此不具备稳定性和持续性。法治随着商人团体从晚清到北洋政府时期地位的增强而进步,但随着南京中央政府权力的再次集中和商人团体的“被行政化”而倒退轮回。

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发展脉络及其特征

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被迫开启现代化探索,因而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曲折前进的发展样态。这种现代化是近代中国从被动卷入世界历史到新时代主动参与世界历史并深刻改变世界历史进程时代画卷的一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前序准备阶段。从现代化发展脉络看,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每一阶段的世情、国情不同,导致近代中国在探索现代化中呈现出被动性、复杂性、依赖性和片面性等特征。尽管如此,中国人民在历史关头正确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逐渐破除各种社会思想的影响,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现代化的艰难探索。

文明自觉视域下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理论回响及内在限度

近代以来,进化论伴随“西学东渐”之风进入中国社会,为致力于挽救民族危亡与破解文明困局的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急需的哲学理论武器。当时的中国先进分子希望以进化论为理论指南,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发展道路与模式,将古老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向以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主题。在这一艰难的探索过程中,进化论在中国产生了积极的理论效应并形成诸多中国版本,指导着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实现“技术装备——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层次递进。从文明自觉的视域来看,诞生于西方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中并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立场、方法和价值取向的进化论,虽在近代中国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批判的武器”作用,却始终无法在本质上切中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其不可能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武器指引中国人求解本民族遭遇的根本问题,在甄别中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中华文明的形态变革的切实引领彰显出历史的必然。

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三重逻辑

近代中国民族觉醒,是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一种必然反映,是对民族复兴道路的理论探索,是对民族复兴历史进程的具体实践。民族觉醒为民族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推动了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积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财富。没有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讨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对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学制视域下近代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演进及当代启示

象征新学的学制系统为教育近代化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近代中国高等艺术教育作为近代教育的一部分,也由此逐步发展起来。解读近代中国颁布实施的四部学制(《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视野下近代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脉络,探究其从封建科举走向实利主义救亡、从实学教育到国民教育的历史使命,反思当前我国艺术教育的发展走势,从而探寻适合当代中国的艺术教育改革方案:适应社会需求,与时俱进;文化互鉴,并最终形成中国方案。

从耗散结构理论看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兼论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变

从耗散结构理论看,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从近平衡态的封闭系统向耗散结构跃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政治力量尝试过不同方案,试图完成这一跃迁。其结果要么失败,要么收效甚微。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走向最深层、最广泛的开放,推动近代中国社会最大程度地远离平衡态,使近代中国社会内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得到最大程度加强,是近代中国社会中最大的“涨落”并使中国社会走向新的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