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与近代中国哲学的开端

为什么龚自珍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开端人物 ?清朝前期实学的困境为近代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龚自珍在总结古今文经矛盾及发展基础上 ,以今文经追求独立思考精神为中心 ,创造出以“我———心———私———情”为中心的个体主义价值观 ;又以古文经实测方法为基础发展了实事求是的理性思维模式。个体主义价值观和实测的理性思维模式成为嫁接中西方学说的桥梁。以此为基础 ,中国思想开始步入近代。

书讯：《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

本书是一部运用文化发生学方法，以“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的联系为主轴，通过对长江流域文化传统及现代化进程所给予近代中国哲学影响的论析，探讨近代中国哲学的发生与发展。在书中，溯长江而上，选择了对近代中国哲学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上海、南京、湖北、湖南、昆明五个地域性文化，具体考察它们对于近代中国哲学的影响。上海是中国最先进入全球性现代化进程的地区，

近代中国哲学发展观之嬗变

近代中国哲学发展观之嬗变郝翔与中国近代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相联系，发展观问题在中国近代哲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家对此都有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在他们构造各自的哲学体系时，不是作为次要的因素，而是作为一般世界观意义的中心原则，深深地影响...

近代中国哲学历史观的演进与变革

本文揭示了近代中国哲学历史观的演进与变革，从龚自珍、魏源的变易史观，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的进化史观，再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是一个梯次递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进化论。中国近代的进化论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反帝反封建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则实现了中国近代哲学历史观的巨大变革。

近代中国人权哲学思想的价值探析

中华文化没有内生原创性的"人权"概念,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产生发展受到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人权,集体主义的民族权和阶级权等观念的影响,又由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受到同样源自西方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制约。中国传统哲学土壤和近代历史实践,使中国人权哲学拥有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的人权价值观。近代中国人权哲学开辟了中国哲学的新方向,人权实现的中国之路建立在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哲学观之上。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冯契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史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哲学问题上,强调哲学要关注时代的问题;二是在哲学传统上,提出不同于古代传统的近代传统;三是在哲学研究视域上,重视哲学与其他观念之间的联系,主张把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引向更广阔的视域。这一哲学史观,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变革与继承的统一

中国近代哲学是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和古今中西之争中形成的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中国近代哲学是中国哲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主要围绕着四个问题展开:历史观问题、认识论问题、思维方式和逻辑方法论问题、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问题。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展现了中国近代哲学与传统哲学变革与继承统一的内在关系。

谭嗣同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转型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这种推进作用主要体现在 :“华夷之辨”的近代诠释 ,对“中西”之争作出了回答 ;高扬“心力”的唯意志论倾向 ,否定了古代哲学中的“天命”论传统 ;“以太”说本体论的近代建构 ,将康有为、严复开创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姻推向了新的高度。

中国近代哲学历史观和认识论的成就与局限

“中国向何处去”是中国近代的中心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要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又要能够把这种认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 ,中国近代哲学的争论集中于历史观与认识论两个领域 ,并且表现出两大领域走向一致的趋势。虽然 ,中国近代哲学自身没有社会实践观 ,因而无法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 ,但其成果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做了理论准备。

日译西学与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以居日期间的梁启超为中心

梁启超居住日本期间,充分吸收日本学者译介的西方文化,向国内学人大量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学派、理论、范畴,并提出了融会中西思想的理想人格论——"新民说",其论著影响了一大批20世纪初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史料证明,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哲学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王学与中国近代哲学

中国近代哲学的演进以中西哲学的冲撞与融合为其历史特点。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在为独立自强的政治方案作论证或构筑其思辩体系的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将目光投向西方,另一方面又频频地向传统思想回顾,而在后者之中,王学又以其不同于正统理学的独特面目,受到了特别的注重。除了严复等对王学有所批评之外,从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再到梁漱溟等,几乎无不推崇王学。可以说,王学在近代形成了复兴之势,它与东渐的各种西方思潮彼此交织,对中国近代哲学产生了颇为复杂的制约作用,后者决定了要深入地把握中国近代哲学的特点,便不能不对王学与中国近代哲学的关系作一考察。

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缺陷

以往的近代哲学研究更多地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方法和侧重点也应该有所不同。围绕着古今中西的不同理解,还形成了其他一些方法论。刺激反应模式强调西方的积极影响;传统的自我发展强调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能力;地域模型力图弥补二者的缺陷;三阶段说则给出了一个具体的近代中西关系演进的路线。上述说法各有其利弊得失,需要综合加以运用。

中国近代进化哲学论纲

19世纪末,达尔文进化论传入中国,其社会影响远大于科学影响,哲学思考远甚于科学研究。但这种解读不是释义上的流误,而是一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深刻反思。正是这种反思,使中国哲学告别了封建时代的古典形态,形成了颇具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近代进化哲学。它探索和回答了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用物竞天择、善变应天的思想观念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激情和信念,推演出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同时,它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

西方自然科学的引进与中国近代哲学的变革

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基本处于分离状态，而近代一些重要哲学家则热衷于把西方自然科学原理和概念引入到自己的哲学体系和思想中来，从而使中国哲学的表述方式、思维模式和概念范畴表现出了新的特征。但从根本上说，中国近代思想家并没有彻底完成哲学变革的历史重任，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借鉴和运用还存在许多缺陷，因而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理论

冯契认为中国近代哲学为解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心问题而展开的“古今中西”经历了一场革命 ,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最主要成果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一般成果则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重大变革。本文对冯契近代哲学革命的主要成果的哲学意蕴及特点作了深入的探讨 。

佛学: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变革社会的精神支柱

本文通过对东汉佛学传入中国并很快得到信奉、改造与传播,宋明理学时佛学逐渐衷微,及至近代又从衰微走向复兴,这一佛学与儒学结合历史的分析,侧重指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或深或浅地打上了佛学的烙印。佛学在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那里,成为他们企图变革社会的理论武器。但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由于受本阶级的阶级偏见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局限,加之佛学作为一种宗教,毕竟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他们以佛学作为变革积弱中国社会的精神支柱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国革命胜利的无数事实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