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士”到“成功者”的思想史脉络——对近代中国报刊中安德鲁·卡内基形象的文学性分析

近代报刊中的人物新闻,在与时代拉开距离之后,呈现出文学性的特征,进而折射出传统文学研究容易忽略的思想史意义。以近代报刊中关于美国企业家、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报道为例,其媒体形象经历了从“义士”到“成功者”的变迁。近代报刊对卡内基的发现,源于其慈善事业的新闻效应,但在接受的过程中,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义”来解释慈善,过滤了慈善的现代意义。随着国人对卡内基认识的深入,媒体开始关注其作为“成功者”的人格魅力,体现出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人生启蒙的重视,但忽略卡内基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整体贡献,也限制了近代中国对于变革和自强的想象。

试论维新派的办报思想及其对近代中国报刊业的影响

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创办报刊作为推进变法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手段,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办报思想,提出报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主张言论出版自由,开创报刊新文体、新格式。在其办报思想指导下,戊戌变法时期掀起了国人自办近代报刊的第一次高潮,为中国报刊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转化联结对舆论养成的影响——以梁启超和戈公振为例

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对于报刊的认知,大多源自于西方传教士“附会”的中国式阐述。尤其在清末民初之时,士人们的报刊思想经历了纵横交错的变化,是一个由传统报刊思想成果向现代化飞速迈进的时期。本文将通过分析梁启超的报馆功用论和戈公振对于原质报纸的工具论,来说明报刊思想的联结转化对于舆论养成的重要影响,从而阐述媒介认知的演变是健全舆论养成的重要动因这一结论。

中国近代报刊公共领域形成的首次成功尝试——邹韬奋和《生活》、《大众生活》的信箱栏目

公共领域的形成与传播媒介密不可分。作为公共领域特殊形态的报刊公共领域,其形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报刊必须具有公共性,二是读者的理性参与,三是公众所讨论的是公共政治问题。邹韬奋主持《生活》、《大众生活》信箱栏目遵循了这些原则,使之成为公共领域。这是中国近代报刊公共领域形成的成功尝试。

从出版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看中国近代报刊的积累与开发

通过梳理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版情况以及各地的源流和收藏数量,说明近代报刊是重要的出版文化遗产。在叙述中国近代报刊的保护与开发实践的过程中,为解决出版文化遗产开发中存在的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寻找平衡与解决矛盾的示范性方式。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成果与思考

建国以来,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取得极大成就,各方面的历史空白不断被填补。本文着重分析近代报刊史研究各个阶段的突出特征,并认为应从重新评估近代报刊之于社会及当今学界的重要作用,注重探究在社会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却未得到充分重视的报刊,注意归纳报刊史研究的方法理论体系等三个层面深化报刊史研究。

中国近代体育报刊考

本于阐释了中国近代体育报刊发展之大略，资料翔实，为我国体育文史和理论建设提供了可靠依据。

中国近代早期报刊的政治功能

中国近代以报刊为代表的新闻传播活动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了解和探讨这一时期新闻传播活动的特点,对总结特定历史阶段的新闻传播活动运作规律、指导当下的新闻实践大有裨益。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国近代早期报刊的政治功能。

论宗教报刊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程中,宗教报刊是重要的参与者。本文以宗教报刊中具有代表性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六合丛谈》进行分析,讨论它们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评《加入世界场域:早期中国近代报刊所呈现的文字、图像和城市,1870—1910》

《加入世界场域:早期中国近代报刊所呈现的文字、图像和城市,1870—1910》的视野横跨东西、立足全球,既有外国学者自身的西方视野,又有中国历史的东方本体。该书试图将1870年至1910年间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场域中,将中国社会变迁和世界历史变迁的横向关系,以及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的纵向关系相互结合,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研究角度。

一份新发现的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目录

1991年,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在上海一家图书馆内,意外地发现了一份中英文对照《中文报刊目录》。这份目录是1890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上由范约翰提供的,后以附录载于这次大会的《记录》中。沉睡百年后被发现,虽姗姗来迟,却是现存最早的、极珍贵的近代报刊目录,它为研究中国近代早期新闻史、报刊史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的资料。我国近代报刊的产生与西化东渐有着直接关系。当时西方教会和传教士为了在中国传教,对于办报不遗余力。以这个提供《目录》的范约翰(farnham, 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1830—1917)为例。

19世纪初广州传播生态与近代报刊的产生

鸦片战争前,广州诞生了中国内地最早的中英文报刊。这与广州的国际贸易地位和传播生态有着密切关系。以十三行为中心的国际信息传播,近代中西商人和传教士的文化交流,语言媒介的形成与传播等方面的因素,对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代媒介视野中的“珠穆朗玛”:作为边疆镜像的想象与竞争——基于藏文典籍、《泰晤士报》与我国近代报刊的对照审思

边疆治理历来是国家主体性建构与主权宣示中的重要一环,对边疆不同的认知和定位决定了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布防施策,也影响着民众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本文选取我国“珠穆朗玛”这一重要而独特的边疆意象,以宗教典籍与清代舆图中的相应记录为背景,分析爬梳新中国成立前英国《泰晤士报》与我国近代中英文报刊的报道情况。研究发现,相较于英国借助公开报道对我国边疆意象的易名与话语先占,西藏民众基于宗教文化想象的“抵抗式沉默”,与我国近代报刊以紧跟西方动向和输出文化想象为主的报道手段,均表明相应主体对观念建构主权想象的认识不足,这也导致近代我国落后于国际话语竞争之局面。本文认为,媒体报道作为一种询证文献,是对特定时期历史语境与话语张力的生动记录。着眼当下,媒体报道服务于国家治理与观念建构的突出作用亦愈渐显明。对此,国家应全方位注重各类史实的采集与辨析,并以智库建设的高瞻远瞩创新包括媒体报道在内的边疆话语及其表达机制,以抢占我国事实性边疆的先声权。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郭士立在中国境内创办的最早的中文期刊。该刊内容丰富而庞杂,它将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介绍到中国,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不仅对先进的中国人士有着启蒙作用,而且有助于中国早日开启近代化,同时也为中国近代报刊业提供了先进的模式,对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末阅读媒介的变与不变:基于邸报在近代中国演变的考察

清末阅读媒介的变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邸报—官报—新报的重叠与更替。每种媒介形态的变化也不是凭空而出,而是新旧媒介之间的相互勾连、传承与创新,背后折射出的是复杂的社会因素。通过对邸报演变的考察,发现晚清邸报继承中国古代邸报制度基因。但在大变局之下,又出现新的变异,突显邸报的"不变"与"变"。一些近代报刊刻意模仿邸报的模式及接受邸报的相关信息,丰富了近代报刊的内容,阅读习惯得到进一步的改良。其中体现的是近代读书人读报活动从邸报到新报的"阅读"转移过程,阅读媒介由精英阅读向大众化的转向。

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的省思

中国近代报刊的创办,是西学东渐与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产物,对于开启民智、传播思潮、发表政见、引领社会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近代中国的改良和革命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无论是早期改良派、洋务派,还是维新派、革命派都相继创办了许多报刊来宣传主张、表达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创办了具有党报党刊属性的刊物,如《新青年》《共产党》等,《向导》则是党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无论是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众多的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应运而生,存续时间长短不一。

晚清白话报刊在下层社会的传播

一清末,伴随着"开民智,乃救亡图存的根本"成为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以启蒙大众为目的的白话报刊纷纷创办。据统计,清朝最后10年,完全采用白话出版的报刊达140余种。①另外,众多文言报纸还辟有白话专栏。《大公报》创办伊始,便附有白话论说一栏。查阅《中国近代报刊名录》晚清白话报刊的栏目设置,几乎没有哪家报纸不登小说。

我国近代最早的文化周报——《中外新闻七日录》评介

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中外新闻七日录》是早年外因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著名报刊中的一种,也当是我国近代最早单张发行的周报。由于难以看到原件,几部著名的新闻电专著中(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曾虚白《中国新闻史》、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虽然对它都有著录,但都极为简略,且不甚准确。

“我是中国人”——纪念戈公振诞辰一百周年

戈公振是江苏省东台市人。今年11月27日是他的一百周年诞辰。在公振先生百年诞辰的前夕,我有幸到东台市访问了他的故居和设在故居内的戈公振纪念馆。戈公振故居座落在东台市城区的兰香巷11号。走进先生的故居。

新闻传播史研究的重大成果——读《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

尹韵公同志在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倾3年之力完成的《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一书(以下简称《明传播史》),是大陆出版的第一本新闻断代史专著,也是近年来继方先生的新闻史力作《中国近代报刊史》之后,国内新闻史学研究的又一项重大成果。在此之前,就新闻断代史而言,只有台湾的朱传誉先生写过一本《宋代新闻史》,大陆方面长期没有此类专著问世。《明传播史》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