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话剧阐释的路径及其困境——以民国初期两次新旧剧论争为中心的剧学史探询

话剧在近代作为传统戏曲改良的某种参照系被剧界所接受,赋予其“新剧”的称谓;而戏曲的知识体系也在最初被“新剧家”所借鉴,作为话剧艺术言说的“话语”。短暂的“甲寅中兴”诱发了近代第一次剧界关于新旧剧艺术的论争,在对比的视域下,话剧的各类艺术元素在论争的过程中参照戏曲的体例被整合,话剧作为学术对象的意义得以确立。在五四时期的话语张力中,话剧的文化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证,但理论阐发的模式却依然在本质上依托于戏曲的范式,这使得对话剧的研究更进一步深陷于“旧剧”的话语体系之中,形成了论述逻辑上的定式与路径依赖,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理论失语,最终掩盖了话剧艺术的本体,导致了理论界对话剧概念长时间的混乱。但中国剧界在这场新旧碰撞中完成了一次宝贵的理论试错,开始集体性地思索中国话剧发展的核心议题,并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戏剧运动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