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公司监事会独立性问题初探

监事会作为公司专门的监督机关,保持与被监督对象的独立性是其监督有效的前提。尽管近代公司在监事会的独立性方面有所规定,但在实践中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除了相关规定不完善、股权集中及监事会与董事会职能重叠以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公司内部的集权体制。公司的集权性质,决定了近代公司监事会难以保持独立性,这对于今天公司制度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近代公司监察人的职能及评析

在近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监察人是专门的监督者,负有对董事、经理进行监督、制约的责任和义务。但是,由于监察人自身的主观原因以及客观上的种种限制,监察人并没能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因而在公司治理中处于尴尬的地位。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近代公司制形成的经济学分析

从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制度变迁的力量对比等角度分析了中国近代公司制为什么经过艰难的历程后最终会产生;从交易成本、激励机制、资本集中等角度分析中国近代公司制的制度功能;从产权结构、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近代公司制不发达的根本原因,从而解决了过去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为进一步研究中国近代公司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官利制:中国近代公司制的本土资源

官利制度是中国传统企业组织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商事习惯。近代以降,公司制吸收并借鉴了这一制度。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客观环境决定的,而且还有着诸多方面的其他原因。官利制度的存在虽然对近代公司的资金筹集有着有利的一面,但它也消耗了公司的资本积累、抑制了公司的扩大再生产、腐蚀了人们的投资意识、弱化了股东的股权观念,极大地阻碍了近代公司的正常发展。

从中国近代公司制度的失败看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则是建立公司制。对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但要建立真正的公司制却又备极艰难。本文拟从分析中国近代公司制度失败的原因入手，探讨中国建立现...

试论中国近代公司法中的责任制

公司责任制是公司法的重要内容。近代中国所颁行的四部公司法都对公司责任制作了相应规定，使中国公司法内容得到逐步完善。

公司治理与企业建设--从左世元等著《汉冶萍与近代公司治理实践研究(1890-1925)》谈起

左世元等著《汉冶萍与近代公司治理实践研究(1890—1925)》一书,系统考察了汉冶萍公司的体制变迁、人事管理、机构整顿、资本筹集、外资利用、簿记改良、技术移植、产品销售等公司治理的相关内容。该书的出版为汉冶萍公司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公司治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该书虽然在体例和内容上尚存在美中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它在汉冶萍公司史与公司治理史研究上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移植与创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之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商事立法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晚清《公司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从《公司律》到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移植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是近代中国公司立法的主要途径。但回顾近代中国公司立法史,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为适应各时期工商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不缺少在移植基础上的大胆创新。近代中国公司法一贯采用的集诸多公司类型于一体的单行法模式,对世界公司立法也是具有贡献意义的立法经验。

中国近代公司发展中“社会理性”不足问题探讨

承认个人逐利行为的正当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约束个人使其不侵犯他人利益则是经济发展的保证,两者的统一即"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中国近代公司发展的过程,也是"个体理性"张扬的过程。但由于公司发展中存在广泛的损人利己行为,"社会理性"并未得到同步发扬。究其原因,在于行政权力凌驾于资本权力之上,政治特权成为获得利益的主要手段,从而通过掠夺谋利的行为大行其道。中国近代公司的发展实践表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如果不在经济体制改革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长期增长是不可能维持的。

近代中国会办企业内部治理问题研究——以抗战后河南省宜洛煤矿公司为例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收了大批敌伪地区的企业,并创办一些新企业,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为当时中国工业最大的经营和管理机构。1946年4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公司法》。在新《公司法》影响下,资源委员会改革管理体制,大力推行公司制,河南省宜洛煤矿正是在资源委员会这一公司化浪潮下建立起来的新式企业。通过了解会办企业内部的治理情况,可以为今天的公司治理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不确定性与近代中国家族公司的制度创新

不确定性既是企业组织存在的逻辑前提,又是企业进行自身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近代中国官督商办企业与家族公司在产权安排与政府、权威、企业家的关系及相互推动作用的异同表明,家族公司作为替代官督商办企业的制度模式之一,相对于官督商办公司制度是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企业组织形式,比较有力地克服了后者的不确定性缺陷,从而使近代中国的企业组织演进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逻辑趋势。

海外学者中国城市经济史研究的大众文化取向——以陈锦江上海近代百货公司研究为例

研究中国城市经济史,百货公司是一个重要内容。美国学者陈锦江(Wellington K.K.Chan)的上海近代百货公司研究在海外相关领域中起步最早且富有见地。本文就其在该领域的研究做历史性的学术考察,旨在透过对美国学者变动中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研究趋势的分析,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海外学者中国史研究的大致脉络和大众文化的研究取向。

试论我国近代铁路公司的兴起

中国近代铁路公司是在清廷财政极端困窘、私人资本有了一定发展、国人公司意识开始形成的背景下兴起的,是对西方公司制度的学习和模仿,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铁路公司的兴起呈现出很大的畸形性,这种畸形性在一定程度上为清末民营铁路公司的兴起作了思想认识上的准备。

试论我国近代铁路公司的兴起

近代铁路公司的出现在我国铁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详细地描述了我国近代铁路公司兴起的历程,系统地探讨了其兴起的原因,并对其兴起的特点及产生的影响作了初步的评价。

关于周积明《汉冶萍公司:中国近代工业的光荣与梦想》若干问题辨析

周积明《汉冶萍公司:中国近代工业的光荣与梦想》一文,误读海署电报、曲解户部复奏及在资金问题上屡有史实错讹,已产生负面影响;其肯定盛宣怀“自立自强”缺乏依据,有违史实;认为汉冶萍公司失败“最重要的是始终未能得到国家的支持”具有主观片面性,回避了日本军国主义长期图谋侵占汉冶萍的真相,也掩盖了盛宣怀长期依赖日本贷款的致命失误。这篇文章的失误,归根到底,是一种主题先行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法的失误。

近代中国公司法制之形塑及其诱因考论--以股权利益调整为线索

从1914年中华民国颁布的《公司条例》到2014年开始施行的新《公司法》,中国公司法制经历了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百年变迁。公司法制史一直没有成为公司法学研究的重点,从对公司法改革之作用来看,公司法学者更有可能也更有必要了解公司法制之过往发展。近代中国公司法制之形塑必有其深刻的社会诱因,对其本质的认识不得不通过成熟的公司法基础理论予以阐释。近代公司立法着重对官利、优先认购股、公司控制权等问题予以回应,体现出股权利益调整策略在中国公司法制生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但其中也反映出公司法制对商业实践的回应存在理解偏差,从而呈现出扭曲的股权利益调整机制。厘定中国公司脱胎于合伙之关键要素,并明晰股权利益存在分离之客观事实,实为近代公司法制遗留于当代改革之难题。公司法改革远没有结束,也不可能有终点。公司法制变迁要面临的问题也将随着经济现实的变化而变化。惟其不变之内核,是中国公司法制自其生成开始,渐次形成独有之立法理念,厘定出调整之应有边界,并由此体现其存在之价值。回顾历史,多有裨益。

试论民国时期大学董事会制度的多重来源

作为民国教育史上重要的大学治理制度,大学董事会制度受到了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西方教会管理制度、近代公司管理制度、晚清传统书院董事制度等多重影响,存在着多重制度之源。该制度由于办学主体与管理理念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制度特征,并在学校与政府的治校权力博弈中逐渐趋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