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性质和出版人的追求——《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后跋和读《文史通义》随记

我们见到汪家熔先生的《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后觉得,书中颇有些值得今天出版操作时思考的题目,故请他将近两年间的思考作一介绍,将甲午至今的出版与古代出版作一区别。作者以为,出版者不求丝毫自己的利益,就是甲午至今的出版。

立足于史料基础的出版文化研究——读《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

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成了近年出版史研究领域一种可贵的探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出版史研究坠入了一个相对的低落期,但以现代文学研究为主的其他学科在跨学科研究的推动下向出版史领域多有介入,众多的学院派学者开始超越传统的以文本分析为主的界阈,而对文学所赖以存在的大学、出版社等制度性空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这种从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切入的做法,落脚点多在于揭示、凸显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价值取向等,由此而取得的可喜进展,使得出版史研究大大超越此前多满足于史料整理与罗列这一层面,而获致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论视野与学科品格.但毋可讳言的是,因为这些以学院派为主的研究者对出版行业的相对隔膜,谈出版文化往往偏重于阐释推演,难免失于史实空疏与不确.与此相比,一些出版中人尤其是老出版家因为长年注重史料爬梳,且有亲身的出版经历,对史料运用慎审,结论精当,一旦从出版文化的角度观照史料,往往豁然开朗,别开生面.

我国近代出版人的公共交往探论

公共交往是作为主体的人在介于国家与家庭或家族之间的社会场域参与集体事务与行动的交往活动。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出版人以书局、报馆等出版机构为实体空间,以书业同业组织为纽带,以专业期刊为媒介展开公共交往,其交往方式、交往对象、交往空间和交往观念等均发生了由传统性趋向现代性的变革,呈现出传统亲缘、地缘的关系性交往的渐趋式微,而现代学缘、业缘的社会性交往日渐崇尚的现象。公共交往对出版人积累社会资源、建构出版公共空间、形塑身份认同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推动了出版人群体的职业形成和发展。

沧海拾遗:中国近代海关出版物影印出版2001-2021年

梳理总结20多年来中国近代海关出版物的影印出版过程,为相关史料的影印出版提供参考借鉴。文章对中国近代海关出版物的纸质原版、数字出版和目录出版三种出版形态影印出版的基本情况、特点、编排体例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并从影印内容、史料整理、史料影印三个方面总结出版经验,指出出版过程中存在原始出版物过于分散、影印版本打乱出版物原有体系、宣传推广不够、地图影印失真等问题,对今后进一步整理中国近代海关出版物影印出版提出建议:补充出版缺少的内容,翻译出版英文原件,原比例再版地图,开展专题出版,探索数字出版等。

近代上海出版人的汇聚、构成及影响

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中心,这一中心地位一方面来源于其覆盖性影响,另一方面因其对近代出版业品格的塑造。太平天国运动从人才、市场、理念等多个方面为上海近代文化市场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东南地区的传统士绅为避难而汇聚上海租界谋求新的出路,新兴出版业成为一个主要选择。而在出版业领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9世纪90年代科举正途出身的士绅阶层,特别是像张元济、汪康年这样从传统士绅阶层分化出来的知识精英。不同于1843年上海开埠后较早参与出版业的口岸知识分子,以谋生为主要取向,传统士绅将历来的家国情怀注入新兴出版业,以启迪民智作为追求,不仅改变了当时上海出版业的格局,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品格。

王云五与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以《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为考察中心

近代教育出版(特别是教科书的出版)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也从一个重要侧面展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民营出版机构和最大的教育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掌舵长达25年的著名教育出版家王云五,一生从未停止过对商务印书馆的教育出版活动及事业的反思与总结,并在一系列论著的基础上形成了《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这一集大成之作。《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试图从教育出版的独特视角来展现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的互动关系,其突出特点是始终不忘强调近代出版业自身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从而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也为后人考察和认识出版与教育的内在关联及其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而生动的个案。

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的去熟悉化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理论原创不足、史料发掘不够等诸多严重问题,导致这一领域研究"后见之明"、"结果预设"、"刻板印象"等现象频频出现。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当务之急是要推动研究范式的创新和出版史料的深度挖掘,促成该研究领域的"去熟悉化"。

中国近代出版大家夏瑞芳的企业家精神

夏瑞芳是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时的创始人之一、首任总经理,在任长达17年。他的身上体现了一名现代优秀出版家的企业家精神。他勇于创新,大力引进西方新式印刷技术,以技术立厂,积极建立股份公司制度,通过制度创新进而开创出版物的新内容和新形式;他敢于冒险,有胆有识,引入日资,采取中外合资方式,并充分借鉴其先进印刷技术和教科书编撰思想,使得商务一举腾飞;他胸襟开阔,宽容友善,善于合作,高薪引进张元济并与其成为至交,广纳各类人才,注重提高职工福利,获得全体职工的拥戴,树立了堪为行业表率的企业文化。夏瑞芳有企业家的目标高远,开拓进取,又脚踏实地,敬业勤勉,用技术、资金、人才与制度为出版提供了一个坚实平台,对中国近现代书业企业制度的建立、教育与文化的转型和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近代出版的文化自觉与民间立场

作为文化传播载体和媒介的近代出版业 ,伴随着对皇权文化和殖民文化的挣脱、解构而逐步觉醒 ,这一方面依赖于新式印刷术的引进、出版资本的形成 。

近代出版发展脉络之比较研究

对我国近代编辑出版业发展历史的把握,可以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纵横两个层面进行梳理,并从文化的角度把握其内在的发展脉络,探询其发展规律,以求得到一个更加清晰明了的近代出版发展框架。

从上海近代出版业看商业出版文化

都市文化既是都市的内涵之凝聚,又是其特色的表征,是都市个性的体现。上海都市所呈现的浓厚的商业性、兼容性和多元性及蔑视权威、务实进取的个性文化,使上海有别于其他都市。上海出版业在都市化的进程中体现着、同时影响着这种文化。本文着重从近代上海出版业的这一特定侧面,对都市的商业性文化进行探讨。一.商业发展的需要呼唤出版业从其导源上看。

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实绩

出版业是以生产精神产品为主,以积累和传播文化为目的的特殊行业。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与收藏,主要局限于上层社会与文人士绅的圈子,与普通大众无缘。中国出版业在近代完成了它的转型。在近代中国“救国救民”的时代主题下,出版具有了传播西学、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特殊功能和社会价值。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全面推进,带来了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使出版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近代出版业对提高国民素质及文化生活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编辑出版学的历史支柱——读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与章宏伟《出版文化史论》

通过对《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和《出版文化史论》的评介,着重阐述了中国出版史的起源和分期问题,提出中国出版丈化史分为刻写出版、印刷出版和电子出版三个阶段的观点,并指出,将出版文化的内容审选组合,编制成可供储存和传播的符号媒介,主要靠编辑出版活动。

近代出版三巨头:选题想得早还要做得好

国内虽然已经有不少于４个出版物取得商标和专利，但选题是不能成为专利的。选题而用“专利性”来修饰，是借用专利一词的不可模仿性，即别人无法模仿的选题。而想得早还必须做得好，才是选题成功的关键，也是他人难以模仿的关键。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出版业成败的关键之一...

教科书出版与近代政治变革

近代出版业从发萌到式微的时序变化与近代政治变革息息相关,而教科书作为时代和社会政治变化的晴雨表,其出版发行受制于政治的特征尤为明显。学界对近代有关教科书的编辑出版研究成果颇丰,但是考察其与政治变革关系的研究尚未多见,即使有涉猎于此也主要是从教科书审定的视角探讨教科书与政府的关系。本文从不同性质的政权在教科书中塑造各自的强势话语、民营出版业采取各种应对政治控管的举措、在政治夹缝中寻获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将教科书出版置于近代政治变革之下加以考察,对深化近代教科书出版的认识很有裨益。

《康熙字典》在近代的出版流变

在清朝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御定的《康熙字典》是不能修改的范本。在近代的政治文化变革中,《康熙字典》被重新评价,字典编辑观念发生变化,《康熙字典》通过新式印刷技术大量出版发行。从书籍史的视角来看,这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国古代书籍出版史的一个典型案例。

再现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光辉历程——读《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

翻开厚重的中国出版史，虽然近代、现代部分时间不足200年，但却是在中国出版历史上最活跃、最富有生命力，且成果最丰满的时期。其中杰出的人物有梁启超、朱执信、陈独秀、张元济、陆费逵、胡愈之、邹韬奋等，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中国出版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诗篇，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现代化的出版事业就是在这种顽强斗争中，在冲破各种反动势力的迫害和禁锢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近代出版转型升级中的郭秉文与商务印书馆

作为植根于旧制度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为应对民国建立之后中国社会文化的大转型,曾大力吸纳新式人才,以实现企业的不断变革。因学缘、亲缘、业缘的多重关系,郭秉文与商务印书馆在“教育救国”的理念之下,彼此借力,共谋发展。郭秉文通过推荐业务精英、提供行业讯息、主编英文辞书、倡议活动影片等举措,鼎力相助商务印书馆克服内外发展困境,成为商务印书馆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商务印书馆则以其所具有的平台优势为郭秉文等知识分子的社会声誉、事业发展提供了多重助力。郭秉文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关系是民国新式知识分子与出版机构之间共同致力于“教育救国”的一个典型,两者在近代出版转型背景下的互动、合作共同推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教育的改良进步。

《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小引

西方有箴言说:“最聪慧的人,必受益于他的前辈。”此言简略地说明了研究历史的重要。了解过去,才能理解现在,才能正确地走向未来。历史可以知兴替,供借鉴。但历史漫长,人生苦短。冯桂芬说“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校邠庐抗议·议采西学》)。就今天而言,近代史对我们至关重要。